第一支钢笔
它是黑色的，笔身粗大，外观笨拙。全裸的笔尖，旋拧的笔帽，胶皮笔囊内没有夹管，吸墨水时，捏一下，缓慢鼓起。墨水吸得太足，写字常常“呕吐”，弄脏纸和手。我使用它，已经二十多年了。笔尖劈过、断过，被我磨齐了，也磨短了。笔尖很粗，写一个笔画多的字，大稿纸的两个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写作，只能写便笺或信封。
它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母亲给我买的。那一年，我升入小学五年级。学校规定，每星期有两堂钢笔字课。某些作业，要求学生必须用钢笔完成。全班每个同学，都有了一支崭新的钢笔，有的同学甚至有两支。我却没有钢笔可用，连支旧的也没有。我只有蘸水钢笔，每次完成钢笔作业，右手总被墨水染蓝，染蓝了的手又将作业本弄脏。我常因此而感到委屈，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
一天，我终于哭闹起来，折断了那支蘸水笔，逼着母亲非立刻给买一支吸水笔不可。
母亲对我说：“孩子，妈妈不是答应过你，等你爸爸寄钱回来，一定给你买支吸水笔吗？”
我不停地哭闹，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给我借钱买。”
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领导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领导借的钱。为了今天给你买一支吸水笔，你就非逼着妈妈再去向邻居借钱吗？叫妈妈怎么张得开口啊？”
我却不管母亲好不好意思再向邻居张口借钱，哭闹得更凶。母亲心烦了，打了我两巴掌。我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
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荡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湿了，头脑也淋得平静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责起来。是啊，家里生活困难，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回几十元钱过日子，母亲不得不经常向邻居开口借钱。母亲是个很顾脸面的人，每次向邻居家借钱，都需鼓起一番勇气。
我怎么能为了买一支吸水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母亲了。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上坡，可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
我走到那座大桥下，等待许久，不见有推车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到一棵树下躲雨。雨点噼噼啪啪地抽打着肥大的杨树叶，冲刷着马路。马路上不见一个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车偶尔驶来驶去。几根电线杆子远处，就迷迷蒙蒙地看不清楚什么了。
我正感到沮丧，想离开，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饿，忽然发现了一辆手推车，装载着几层高高的木箱子，遮盖着雨布。拉车人在大雨中缓慢地、一步步地朝这里拉来。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力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浑身的劲儿。那人没穿雨衣，头上戴顶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无法看见他的脸，也不知他是个老头儿，还是个小伙儿。
他刚将车拉到大桥坡下，我便从树下一跃而出，大声问：“要帮一把吗？”
他应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应的是什么，明白是正需要我“帮一把”的意思，就赶快绕到车后，一点也不隐藏力气地推起来。车上不知拉的何物，非常沉重。还未推到半坡，我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双腿发软，气喘吁吁。那时我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并非容易挣到的。即使是一角钱，也是并非容易挣到的。我还空着肚子呢，又推了几步，实在推不动了，产生了“偷劲”的念头。反正拉车人是看不见我的。我刚刚松懈了一点力气，就觉得车轮顺坡倒转。不行，不容我“偷劲”。那拉车人，也肯定是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在坚持，在顽强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劲”了。我咬紧牙关，憋足一股力气，发出一个孩子用力时的哼唷声，一步接一步，机械地向前迈动步子。
车轮忽然转动得迅速起来。我这才知道，我们已经将车推上了坡，开始下坡了。手推车飞快朝坡下冲，那拉车人身子太轻，压不住车把，反被车把将身子悬起来，腿离了地面，控制不住车的方向。幸亏车的方向并未偏往马路中间，始终贴着人行道边，一直滑到坡底才缓缓停下。
我一直跟在车后跑，车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车人刚转过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声说：“给钱。”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也不掏钱，也不说话。我仰起脸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是母亲。雨水，混合着汗水，从母亲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母亲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显出了她那瘦削的两肩的轮廓。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望着母亲，母亲望着我，我们母子完全怔住了。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那支钢笔，梦寐以求的钢笔。母亲将它放在我手中时，满怀期望地说：“孩子，你要用功读书啊。你要是不用功读书，就太对不起妈妈了……”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过母亲满怀期望对我说的这番话。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母亲变成老太婆了。那支笔，也可以说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但我却要永远保存它，永远珍视它，永远不抛弃它。

我的少年时代
怎么的，自己就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呢？
仿佛站在人生的山头上，五十岁的年龄已正在向我招手。如俗话常说的——“转眼间的事儿”。我还看见六十岁的年龄拉着五十岁的手。我知道再接着我该从人生的山头上往下走了，如太阳已经过了中午。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于是茫然地，不免频频回首追寻消失在岁月里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父亲是建筑工人，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我六岁的时候他到大西北去了，以后我每隔几年才能见到他一面，在十年“文革”中我只见过他三次。我三十三岁那一年他退休了，在我三十三岁至四十岁的七年中，父亲到北京来，和我住过一年多。一九八八年五月他再次来北京，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这一年的十月，父亲病逝在北京。
父亲靠体力劳动者的低微工资养活我和弟弟妹妹们。我常觉得我欠父亲很多很多。我总想回报，其实没能回报。如今这一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
母亲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就没穿过新衣服。我是扯着母亲的破衣襟长大的。如今母亲很是有几件新衣服了，但她不穿。她说，都老太婆了，还分什么新的旧的。年轻时没穿过体面的，老了，更没那种要好的情绪了……
小胡同，大杂院，破住房，整日被穷困鞭笞得愁眉不展的母亲，窝窝头、野菜粥、补丁连补丁的衣服、露脚趾的鞋子……这一切构成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物质的内容。
那么精神的呢？想不起有什么精神的，却有过一些渴望——渴望有一个像样的铅笔盒，里面有几支新买的铅笔和一支书写流利的钢笔；渴望有一个像样的书包；渴望在过队日时穿一身像样的队服；渴望某一天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家住的破败的小泥土房变成了起码像个样子的房子，也就是起码门是门，窗是窗，棚顶是棚顶，四壁是四壁。而在某一隅，摆着一张小小的旧桌子，并且它是属于我的。我可以完全占据它写作业，学习……如果这些渴望都可以算是属于精神的，那么就是了。
小学三年级起我是“特困生”“免费生”。初中一年级起我享受助学金，每学期三元五角。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每学期三元五角，每个月七角钱。为了这每个月七角钱的助学金，常使我不知如何自我表现，才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够资格享受助学金的学生。那是一种很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负担。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活得累”。对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我，由于穷困所逼，学校和家都是缺少亮色和欢乐的地方……
回忆不过就是回忆而已。写出来则似乎便有“忆苦”的意味。我更想说的其实是这样两种思想——我们的共和国它毕竟在发展和发达着。咄咄逼人的穷困虽然仍在某些地方和地区存在着，但就大多数人而言，尤其在城市里，当年那一种穷困，毕竟是不普遍的了。如果恰恰读我这一篇短文的同学，亦是今天的一个贫家子弟，我希望他或她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梁晓声能从贫困的童年和少年度过到人生的中年，我何不能？我的中年，将比他的中年，还将是更不负年龄的中年呐！
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无忧无虑，被富裕的生活所宠爱着，诚然是令人羡慕的，诚然是一件幸事。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都有这样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这样，也不必看成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不必以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怜。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较早地懂了许多别的孩子尚不太懂的东西——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爱心，对一切被穷困所纠缠的人们的同情，而不是歧视他们，对于生活负面施加给人的磨难的承受力，自己要求于自己的种种责任感，以及对于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的向往，和对人世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
这些，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益处的。也可以认为，是生活将穷困施加在某人身上，同时赏赐于某人的补偿吧。倘人不用心灵去吸收这些，那么穷困除了是丑恶，便什么对人生多少有点儿促进的作用都没有了……
愿人人都有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兄 长
如果，谁面对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长”二字的话，那么大抵，谁已老了。并且，谁的“兄长”肯定更老了。
这个“谁”，倘是女性，那时刻她眼里，几乎会漫出泪来；而若是男人，表面即使不动声色，内心也往往百感交集。男人也罢，女人也罢，这种情况之下的他或她以及兄长，又往往早已是没了父母的人了。即使这个人曾有多位兄长，那时大概也只剩对面或身旁那唯一的一个了。于是同时觉得变成了老孤儿，便更加互生怜悯了。老人而有老孤儿的感觉，这一种忧伤最是别人难以理解和无法安慰的，儿女的孝心只能减轻它，冲淡它，却不能完全抵消它。
有哥的人的一生里，心底是不大会经常冒出“兄长”二字的。“兄长”二字太过文化了，它一旦从人的心底冒了出来，会使人觉得，所谓手足之情类似一种宗教情愫，于是几乎想要告解一番，仿佛只有那样才能驱散忧伤……
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那时我忧伤无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将哥哥送回病房之后，肯定会去祈祷一番的。我的祷词将会很简单，也很直接：“主啊，请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长……”我一点儿也不会因为这样的祈求而感到羞耻。
我的兄长大我六岁，今年已经六十八周岁了。从二十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当我是一个退休之人了，他才会有自由。我祈祷他起码再活十年，不病不瘫地再活十年。我不奢望上苍赐他更长久的生命。因为照他现在的健康情况来看，那分明是不实际的乞求。我也祈祷上苍眷顾于我，使我再有十年的无病岁月。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他才能过上十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较自由的生活。对于一个四十八年中大部分岁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过的，并且至今还被软禁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我认为我的乞求毫不过分。如果有上帝、佛祖或其他神明，我愿与诸神达成约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准了，哪怕在我的兄长离开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结束的话，那我也宁愿，绝不后悔！
在我头脑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记忆就一件事：大约是我三四岁时，我大病了一场，高烧，母亲后来是这么说的。我却只记得这样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过春节时吃到过一块，觉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外边下着瓢泼大雨，母亲保证说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当年，在街头的小铺子里，点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论块买的。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就要吃。于是当年十来岁的哥哥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裤衩，戴上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雨去为我买回来。母亲被我哭闹得无奈，给了哥哥一角几分钱，于心不忍地看着哥哥冒雨冲出了家门。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的时间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上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铺子才买到的。说着，哭着，弯了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时刻他不是像什么落汤鸡，而是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那时刻他也有点儿像在变戏法，是被强迫着变出蛋糕来的。变是终归变出来了两块，却委实变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约是因为觉得自己笨。
母亲说：“你可真死心眼儿，有长白糕就买长白糕嘛，何必多跑两家铺子非买到蛋糕不可呢？”
他说：“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长白糕嘛！”
还说，母亲给他的钱，买三块蛋糕是不够的，买两块还剩下几分钱，他自作主张，还为我买了两块酥糖……
“妈，你别批评我没经过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时都摔倒了。”
其实对于我，长白糕和蛋糕是一样好吃的东西。我已几顿没吃饭了，转眼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破皮了，正滴着血。当母亲替哥哥用盐水擦过了伤口，对我说也给你哥吃一块糖时，我连最后一块糖也嚼在嘴里了……
是的，我头脑中只不过就保留了对这么一件事的记忆。某些时候我试图回忆起更多几件类似的事，却从没回忆起过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时，当年他那种像娃娃鱼又像变戏法的少年的样子，就会逐渐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内心里的恨意也就会逐渐地软化，像北方人家从前的冻干粮，上锅一蒸，就暄软了。只不过在我心里，热气是回忆产生的。
是的——此前我许多次地恨过哥哥。那一种恨，可以说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这么祈祷：“上帝呵，让他死吧！”并且，毫无罪过感。
我虽非教徒，但由于青少年时读过较多的外国小说，大受书中人物影响，倍感郁闷、压抑了，往往也会像那些人物似的对所谓上帝发出求助的祈祷。
千真万确，我是多次憎恨过我的哥哥的。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哥哥已经在读初三了，而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三年里，正是哥哥从高一到高三的阶段。那时，我又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而实际上，家中似乎只有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四个孩子。除了过年过节和星期日，我们四个平时白天是不太见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里。我们能见到母亲的时候，并不比能见到哥哥的时候多一些。而作为建筑工人的父亲，则远在大西南。某几年在这一省，某几年在那一省。从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起，父亲就援建“大三线”去了——每隔两三年才得以与全家团圆一次，每次十二天的假期。那对父亲来说如同独自一人的万里长征，尽管一路有长途汽车和火车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转车，从大西南的深山里回到哈尔滨的家里，每次都要经历五六天的疲惫旅程。父亲的工资当年只有六十四元，他每月寄回家四十元，自己花用十余元，每月再攒十余元。如果不攒，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带些钱回到家里了。到过我家里的父亲的工友曾同情地对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饭，二分钱一块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话，我是亲耳听到了的。
父亲寄回家的钱，十之八九是我去邮局取的。从那以后，每次看着邮局的人点钱给我，我的心情不是高兴，而竟特别地难受。正是由于那种难受使我暗下决心，初中毕业后，但凡能找到份工作，我一定不读书了，早日为家里挣钱才更要紧！
那话，哥哥也是当面听到了的。
父亲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亲已经当着来人的面落过泪了，见哥哥一哭，便这么劝：儿子别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学对不对？家里的日子再难，妈也要想方设法供你到大学毕业！等你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缓了吗？爸妈不就会得你的接济了吗？弟弟妹妹不就会沾你的光了吗……
从那以后，我们见到哥哥的时候就更少了，学校几乎成了他的家了。从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学习尖子生，也是学生会和团的干部，他属于那种多项荣誉加于一身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在当年，少接受一种荣誉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将学校当成家，一半是出于无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们的家太小太破烂不堪，如同城市里的土坯窝棚。在那样的家里学习，要想始终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绩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学校里，为那些给予他的荣誉尽着尽不完的义务，也为考上大学刻苦学习。
每月四十元的生活费，是不够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度日的。母亲四处央求人为自己找工作。谢天谢地，那几年临时工作还比较好找。母亲最常干的是连男人们也会叫苦不迭的累活儿脏活儿。然而母亲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挣到一份钱，再苦再累再脏的活儿，她也会高高兴兴地去干。每月只不过能挣二十来元吧。那二十来元，对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们的每一天差不多总是这样开始的：当我们醒来，母亲已不在家里，不知何时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里了，不知何时上学去了。倘是冬季，那时北方的天还没亮。或者，炉火不知何时已生着了，锅里已煮熟一锅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过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着煮。也或者，灶火并没生，屋里冷森森的，锅里是空的，须我来为弟弟妹妹们弄顿早饭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来不及了的，只有现生火，煮锅玉米面粥……
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开始做饭、担水、收拾屋子，做几乎一切的家务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挑一担水回家是不容易的。我家离自来水站较远，不挑水也要走十来分钟。对于才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来分钟，因为中途还要歇两三歇。我是决然挑不起两桶水的，一次只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来，发现水缸里居然已快没水了，我对哥哥是很恼火的。我认为挑水这一项家务，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几乎全扑在学习上了，只有星期日他才会想到自己也该挑水的，一想到就会连挑两担，那便足以使水满缸了。而我呢，其实内心里也挺期待他大学毕业以后，能分配到较令人羡慕的工作，挣较多的钱，使全家人过上较幸福的生活。这种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对他的恼火。
然而我开始逃学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没写完作业或根本就没顾得上写，第二天上午忙得顾此失彼，终究还是没得空写——我逃学。
因为端起锅时，衣服被锅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干不了，不洗再没别的衣服可换（上学穿的一身衣服当然是我最体面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学。
因为一上午虽然诸事忙碌得还挺顺利，但是背上书包将要出门时，弟弟妹妹们眼巴巴地望着我，显出我一走他们会害怕的表情时——我逃学。
因为外边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而家里若炉火旺着，我转身一走不放心，若将炉火压住，家里必也会冷得冻手冻脚——我逃学。
因为外边在下雨，由于房顶处处破损，屋里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们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学……
我对每一次逃学几乎都有自认为正当的辩护理由。而逃学这件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价的。我头一天若逃学了，晚上会睡不着觉，唯恐面对老师当着全班同学面的训问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结果第二天又逃学，第三天还逃学。最多时，我连续逃学过一个星期，并且教弟弟妹妹们怎样帮我圆谎。纸里包不住火，谎言终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时是同学受了老师的指派到家里来告知母亲，有时是老师亲自到家里来了。往往母亲明白了真相后，会沉默良久。那时我看出，母亲内心里是极其自责的，母亲分明感觉到对不住我这个二儿子。
而哥哥却生气极了，他往往这么谴责我：你为什么要逃学呢？为什么不爱学习呢？上学对于你就是那么不喜欢的事吗？你看你使妈妈多难堪，多难过！你是不对的！还说谎，会给弟弟妹妹们什么影响？！明天我请假，陪你去上学！
却往往陪我去上学的是母亲，母亲不愿哥哥因为陪我去上学而耽误他的课。
哥哥谴责我时，我并不分辩。我内心里有多种理由，但那不是几句话就自我辩护得明白的。那会儿，我是恨过我的哥哥的。他一贯以学校为家，以学习为“唯此为大”之事。对于家事，却所知甚少。以他那样一名诸荣加身的优秀学生看来，我这样一个弟弟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个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个小学时期，我是同学们经常羞辱的“逃学鬼”，在哥哥眼中是一个令他失望的、想喜欢也喜欢不起来的弟弟。
一九六二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饥饿的年头还没过去，我们竟一个也没饿死，几乎算是奇迹。而哥哥对于我和弟弟妹妹，只不过意味着有一个哥哥。他在家也只不过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一年我该考中学了，哥哥将要考大学了。
六月，父亲回来探家了。那一年父亲明显地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他快五十岁了，为了这个家，每天仍要挑挑抬抬的。他竟没在饥饿的年代饿倒累垮，想来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
一天，屋里只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在的时候，父亲忧郁地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却十几年来一分钱没涨，往后怎么办呢？”
母亲说：“你也别太犯愁，那么多年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熬几年就熬出头了。”
父亲说：“你这么说是怪容易的，实际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难了吗？我看，千万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母亲说：“也不是我非鼓励他考大学，他的老师、同学和校领导都来家里做过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学……”
父亲又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
哥哥却说：“爸，我想过了，将来上大学的几年，争取做到不必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大声嚷嚷：“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儿子？！难道我在这件事上就一点儿也做不了主了吗？！”
他们都以为我不在家，其实我只不过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说呢。那一刻，我的同情是倾向于父亲一边的。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托邻居的关系，到菜市场去帮着卖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时回到家里，将他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那一刻，我的同情又倾向于哥哥了。
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他似乎天生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学生。我也特别地怜悯母亲，要求她在父亲和哥哥之间立场坚定地反对哪一方，对于她都未免太难了。是我和哥哥一道将父亲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车的。父亲从车窗探出头对哥哥说：“老大，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再三考虑吧！”父亲流泪了，哥哥也流泪了，列车就在那时开动了。等列车开远，我对哥哥说：“哥，我恨你！”依我想来，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学不可，那也应该暂且对父亲说句谎话，以使父亲能心情舒畅地离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后，我理解哥哥了。母亲是将他作为一个“理想之子”来终日教诲的，说谎骗人在他看来是极为可耻的，那怎么还能用谎话骗自己的父亲呢？
哥哥没再去卖菜，也没重新开始备考。他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躺了三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让他不要听父亲的。连他的中学老师也来了，还带来了退烧消炎的药。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关心我的哥哥，以至于当年使我心生出了几分嫉妒。直至那时，我在街坊四邻和老师同学眼中，仍是一个不太让家长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老俄国时期留下的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道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铁路房。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亲笔信，以严厉到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内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我上的中学，恰是哥哥的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师几乎都认得我了。有的老师甚至在课堂上问：“谁是梁绍先的弟弟？”——哥哥虽然考上的不是清华、北大，但他是在发着烧的情况之下去考的呀！而且他放弃了几所保送的大学，他是为了遵从母命才考唐山铁道学院的！一九六二年，在哈尔滨，底层人家出一名大学生，是具有童话色彩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这名初中生的虚荣心在当年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我开始以哥哥为荣，我也暗自发誓要好好学习。第一个学期几科考下来，平均成绩九十几分，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饥饿像一只大手，依然攥紧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胃，从草根草籽到树叶树皮，底层中国人几乎将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吃光了，并尝试吃许多自认为可以吃的，以前没吃过不敢吃的东西。父亲在大西北挨饿，哥哥在大学里挨饿，母亲和我们在家里挨饿。哥哥居然还不算学校里家庭生活最困难的学生，他每月仅领到九元钱的助学金。他又成了大学里的学生会干部，故须带头减少口粮定量，据说是为了支援亚非拉人民闹革命。父亲不与哥哥通信，不给他寄钱，也挤不出钱来寄给他。哥哥终于也开始撒谎了——他写信告诉家里，不必为他担什么心，说父亲每月寄给他十元钱。那么，他岂不是每月就有十九元的生活费了吗？这在当年是挺高的生活费标准了，于是母亲真的放心了，并因父亲终于肯宽恕哥哥上大学的“罪过”而感动。哥哥还在信中说他投稿也能挣到稿费。其实他投稿无数，只不过挣到了一次稿费，后来听哥哥亲口说才三元……
哥哥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是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上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电文是我念给母亲听的。
母亲呆了，我也呆了。
邻居家的叔叔婶婶们都到我家来了，传看着电报，陪母亲研究着，讨论着——精神病与疯了是一个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邻居们都说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从旁听着，看出邻居们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识告诉我，那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不忍对母亲说。
母亲一直手拿着电报发呆，一会儿看一眼，一直坐到了天明。
而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老师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对母校的路熟如家。
我领着哥哥他们往家走时，哥哥不停地问我：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
我告诉他母亲并没疯时，不禁泪如泉涌。
那时我最大的悲伤是——母亲将如何面对她已经疯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十五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结果情况变得更糟，因为那会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无法入睡。但母亲宁肯那样。那样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门了，而这不至于使邻居们特别是邻家的孩子们因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惊。如此考虑当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夜晚哥哥喃喃自语开始折磨我们的神经时，我们都凭意志力忍着不烦躁。六口人挤着躺在同一铺炕上，希望听不到是不可能的。当年城市背街的居民社区，到了夜晚寂静极了。哥哥那种喃喃自语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一旦超过两个小时，人的脑仁儿都会剧痛如灼的。而哥哥却似乎一点儿不累，能够整夜自语。他的生物钟也黑白颠倒了。母亲夜里再让他服安眠药，他倒是极听话的，乖乖地接过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疯了，也还是最听母亲话的儿子。除了喃喃自语是他无法自我控制的，在别的方面，母亲要求他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他都表现得很顺从。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互相教着用棉团堵耳朵了。母亲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不久，我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
于是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当时他害怕极了，不知要将他送到哪里去，对他怎么样。母亲为了使他不害怕，也上了车。
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而我的学习成绩一败涂地。
我又旷了两天课。也不用服安眠药，在家里睡起了连环觉。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在家中休养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每月能开回三十五元的代课工资了。据说，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上课的水平评价挺高，学生们也挺喜欢上他的课。
那时母亲已没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四十元勉强维持。忽然一下子每月多了三十五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简直接近于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
家里还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在母亲，是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知道这一点的至关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来，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黄金时期。
他指导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十分得法，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快速地进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特别尊敬他了，他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每个弟弟妹妹的关心。母亲脸上又开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希望能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经历结束了。
他想他的大学了。
精神病院开出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于是他又接着去圆他的大学梦了。那一年哥哥读的桥梁设计专业迁到四川去了，而父亲也仍在四川。父亲的工资涨了几元，他也转**度，开始支持哥哥上大学了。父亲请假到哥哥的大学里去看望了哥哥一次，还与专业领导们合影了。哥哥居然又当上了学生会干部，他的老师称赞他跟上学习并不成问题，同意他从大三第一学期开始续读。因为他在家里自学得不错，大二补考的成绩还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进展。
那一年已经是一九六五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却没读完——转年“文革”开始，各大学尤其乱得迅猛，乱得彻底。有人“大串联”去了，有人赴京请愿告状了，有人留在学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
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
他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
哈尔滨也成了一座骚乱之城，几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动的事发生，也时有悲惨恐怖之事发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经常是，一没留意，哥哥又失踪了。也经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后，每见他是挨过打了。谁打的他，在什么情况下挨的打，我和母亲都不得而知。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钱终于凑够了，却住不进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传染病患者一样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极度紧张。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书，准备的住院费又快花光了。半年后才住上院。那半年里，我和母亲经常在深夜冒着凛冽严寒跟随哥哥满城市四处去“侦察”他幻觉中的“美蒋特务”的活动地点。他说只有他亲自发现了，才能证明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语了。他很可怜地对母亲解释，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样折磨亲人，而是被特务们用仪器操控的结果，还说他的头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亲则只有泪流不止。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曾暗自祈祷：上帝啊，让我尽快没了这样的一个哥哥吧！
即使那时我也并没恨过哥哥，只不过太可怜母亲。我怕哪一天母亲也精神崩溃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于我和弟弟妹妹们，母亲才是无比重要的。我们都怕因为哥哥这样了，哪一天再失去母亲，怕极了。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钱，都是母亲借的钱。报销单据寄往大学，杳无回音。大学已经彻底瘫痪了。而续不上住院费，哥哥被母亲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点儿也没减轻。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又倍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胆。哥哥接连失踪过几次，有次被关在某中学的地下室，好心人来报信，我和母亲才找到了他，他的眼眶被打青了。还有一次他几乎被当街打死，据说是因为他当众呼喊了句什么反动口号。还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关押了起来，因为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了笔和纸，写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贴到了公安局门口……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
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拯救了。
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我和三弟省吃俭用寄回家的钱，几乎全都用来支付哥哥的住院费了。后来四弟工作了，再后来小妹也工作了。他俩的学徒工资头三年每月十八元。尽管如此，还是支付不起哥哥常年的住院费，因为每月要八十几元。但毕竟我们四个弟弟妹妹都能挣钱了。幸而街道挺体恤我家的，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而半费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较排斥的。故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钉了木板，玻璃所剩无几；镜子、相框，甚至暖壶，一概易碎的东西一件没有了；菜刀、碗和盘子都锁在箱子里。
我发现，母亲额上有了一处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开肉绽所造成的。我还在家里发现了自制的手铐、脚镣、铁链，四弟的工友帮着做的。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都谈虎色变了。四弟说哥哥的病不是从前那种“文疯”的情况了。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被门框撞的。那时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那时刻，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两次的。第二天一次，临行一次。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临行前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的嘱咐：“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我托了那种关系，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而我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这件事，我是颇犯过犹豫的。因为我一旦离开兵团，意味着每月不能再往家里寄钱了，并且，还需家里定期接济我一笔生活费。我将这顾虑写信告诉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读书，保证每月可由他给我寄钱。这样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况当时，我自觉身体情况不佳，有些撑不住抬大木那么沉重的劳动了，于是下了离开兵团的决心。
在复旦的三年，我只探过一次家，为了省钱。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为了可持续地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实行到底。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着自己也有了儿子，将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又将母亲接来北京，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问题……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一九九七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
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
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像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二十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我给他开一份工资，由他来照顾哥哥，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由他来替我照顾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接近是一种人生了。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但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时，某日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六十岁了。他除了头脑、话语和行动都变得迟钝了，其实没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了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家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每月费用四千元左右。幸而我还有稿费收入，否则，即或身为教授，只怕也还是难以承担。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大方地横倒竖卧。而在我们对面，另一张长椅上坐着一对老伴儿，他们中间是一名五十来岁的健壮患者，专心致志、大快朵颐地吃烧鸡。那一对老伴儿，看上去是从农村赶来的，都七十五六岁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着树杈削成的拐棍。他们身上落了一些尘土，一脸疲惫。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一种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他看着我苦笑。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的化身。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桶，复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想来，那一种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终记着。他显然也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一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老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慌恐、恓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
“你忘了吗？”哥哥又问，目光迟滞地望着我。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眼望向了远处。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
对面的大娘问：“是你什么人呀？”
我回答：“兄长。”话一出口，自窘起来。现实生活中，谁还说“兄长”二字啊！大娘耳背，转脸问大爷：“是他什么人？”大爷大声冲她耳语：“是他老哥！”我问大娘：“你们看望的是什么人啊？”
她说：“我儿子。”看儿子一眼，她又说：“儿子，慢点儿吃，别噎着。”
大爷说：“为了给他续上住院费，我们把房子卖了。没家了，住女婿家去了……”
他们的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似乎老父亲老母亲的话，他一句也没听到。
我心接着一疼。这一次，疼得格外锐利。
我联想到了电视新闻报道的那件事——一位崩溃了毅忍力的母亲，绝望之下毒死了两个一出生便严重智障的女儿；也联想到了电影前辈秦怡在接受采访时讲述的实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儿子一犯病往往劈头盖脸地打她……
中国境内，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里，都有一个有稿费收入的小说家，或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啊！
我又暗自祈祷了：上帝啊，人间有些责任，哪怕是最理所当然之亲情责任，亦绝非每一个家庭只靠伦理情怀便承担得了的！您眷顾他们吧，您拯救他们吧……
这一次，在我意识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们的国……

我的父母·我的小学·我的中学
我的父母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间半低矮的俄式房屋。邻院是苏联侨民的教堂，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从小就听惯了教堂的钟声。
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原籍山东省荣成温泉寨村。上溯十八代乃至二十八代、三十八代，尽是文盲，尽是穷苦农民。
父亲十几岁时，因生活所迫，随村人“闯关东”来到了哈尔滨。
他是我们家族史上的第一个工人，建筑工人。他转折了我们这一梁姓家族的成分。我在小说《父亲》中，用两万余纪实性的文字，为他这个中国农民出身的“工人阶级”立了一篇小传。从转折的意义讲，他是我们家族史上的一座丰碑。
父亲对我走上文学道路从未施加过任何有益的影响，不仅因为他是文盲，也因为从一九五六年起，我七岁的时候，他便离开哈尔滨建设大西北去了。从此每隔两三年他才回家与我们团聚一次，我下乡以后，与父亲团聚一次更不易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反对我们几个孩子看“闲书”的。见我们捧着一本什么小说看，他就生气。看“闲书”是他这位父亲无法忍受的“坏毛病”。父亲常因母亲给我们钱买“闲书”而对母亲大发其火。家里穷，父亲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也真难为他。每一分钱都是他用汗水换来的。父亲的工资仅够勉强维持一个市民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母亲也是文盲。外祖父去读过几年私塾，是东北某农村新中国成立前农民称为“识文断字”的人。故而同是文盲，母亲与父亲不大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崇尚相左，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父亲是将“过日子”的每一样大大小小的东西都看得很贵重的。母亲的教育方式堪称真正的教育，她注重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世深有影响。
母亲从外祖父那里知道了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听过一些旧戏，乐于将书中或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给我们。母亲年轻时记忆强，什么戏剧什么故事，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详细记住。有些戏中的台词唱段，几乎能只字不差地复述。母亲善于讲故事，讲时带有很浓的个人感**彩。我从五六岁开始，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欢悲剧。母亲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讲悲剧故事，“秦香莲”“风波亭”“杨继业碰碑”“赵氏孤儿”“陈州放粮”“王宝钏困守寒窑”“三勘蝴蝶梦”“钓金龟”“**织女”“天仙配”“水漫金山寺”“劈山救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母亲边讲边落泪，我们边听边落泪。
我于今在创作中追求悲剧情节、悲剧色彩，不能自已地在字里行间里流溢浓重的主观感**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时候听母亲带着她浓重的主观感**彩讲了许多悲剧故事的结果。我认为，文学对于一个作家儿童时代的心灵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一个作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创作风格起着“先天”的、潜意识的作用。
母亲在我们小时候给我们讲故事，当然绝非想要把我们都培养成为作家；而仅靠听故事一个儿童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文学道路。
我们所住的那个大院，人家多，孩子也多。我们穷，因为穷而在那个大院中受着种种歧视。父亲远在大西北，因为家中没有一个男人而受着种种欺辱。我们是那个市民大院中的人下人。母亲用故事将我们吸引而不是囚禁在家中，免得我们在大院里受欺辱或惹是生非，同时用故事排遣她自己内心深处的种种愁苦。
这样的情形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电灯垂得很低，母亲一边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一边用凄婉的语调讲着她那些凄婉的故事。我们几个孩子，趴在被窝里，露出脑袋，瞪大眼睛凝神谛听，讲到可悲处，母亲与我们唏嘘一片。
如果谁认为一个人没有导师就不可能走上文学道路的话，那么我的回答是——我的第一位导师，是母亲。我始终认为这是我的幸运。
如果我认为我的母亲是我文学上的第一位导师不过分，那么也可以说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是我文学上的第二位导师。假若在我的生活中没有过她们，我今天也许不会成为作家。
我的小学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了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的生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腔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啊？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没有什么值得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强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己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老师又问：“哪一课？”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有意思。”“看过几遍了？”“两遍。”“能讲下来吗？”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述给我们听。”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我被老师叫起后，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述到哪里，就讲述到哪里。”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的妈妈要离开家……”
当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对我十分羡慕。
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他没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当他的某一方面“才能”得以当众展示，并且被羡慕，并且受到夸奖，他心里自然充满骄傲。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到讲那一堂新课时，照例先把我叫起，让我首先讲述给同学们听。
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灵活教学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一名学生，喜爱我这样一名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而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予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展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着我匮乏的虚荣心。后来，老师的这一语文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我们班听过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她洗去。
我见她那样子，很难过，流泪了。
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
她惨然地苦笑了，说：“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有你这样一句话，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别再来看老师了，记住老师曾多么喜爱你就行！”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不久之后，她跳楼自杀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还是我小学母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她在同学们中组织起了全市小学校的第一个“故事小组”和第一个“小记者委员会”。我小学时不是个好学生，经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除了语文成绩较好，算术、音乐、体育都仅是个“中等”生，直到五年级才入队。还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多次力争下有幸戴上了红领巾，也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力争下才成为“故事小组”和“小记者委员会”的成员。对此我的班主任老师很有意见，认为她所偏爱的是一个坏学生。我逃学并非因为我不爱学习。那时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学，是校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也跟母亲一样，早晨离家，晚上才归，全日制，就苦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得给他们做饭吃，收拾屋子和担水，他们还常常哭着哀求我在家陪他们。将六岁、四岁、二岁的小弟小妹撇在家里，我常常于心不忍，便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班主任老师从来也没有到我家进行过家访，因而不体谅我也就情有可原，认为我是一个坏学生更理所当然。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还因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体面，不是过于肥大就是过于短小，不仅破，而且脏，衣襟几乎天天带着锅底灰和做饭时弄上的油污。在小学没有一个和我要好的同学。
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期在学校里的唯一的一个朋友。我至今不忘她，永远都难忘。不仅因为她是我小学时期唯一关心过我、喜爱过我的一位老师，不仅因为她给予了我唯一的竖立起自豪感的机会和方式，还因她将我向文学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从听故事到讲故事。语文老师牵着我的手，重新把我带回了学校，重新带到教员室，让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给我理发。语文教员室里的几位老师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她。一位男老师对她说：“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师因为这个学生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一点不知道？”她笑笑，什么也未回答。她一会儿用剪刀剪，一会儿用推子推，将我的头发剪剪推推摆弄了半天，总算“大功告成”。她歉意地说：“老师没理过发，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给你理了个小平头，你可别生老师的气呀！”
教员室没面镜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头发却短得不能再短了。哪里是“小平头”，分明是被剃了一个不彻底的秃头。虮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了。
我并未生她的气。随后她又拿起她的脸盆，领我到锅炉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热水，兑成一盆温水，给我洗头，洗了三遍。只有母亲才如此认真地给我洗过头。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脸盆里。她给我洗好头，再次把我领回教员室，脱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无法洗掉的污迹。她身材娇小，毛坎肩是绿色的，套在我身上尽管不伦不类，却并不显得肥大。教员室里的另外几位老师，瞅着我和她，一个个摇头不止，忍俊不禁。她说：“走吧，现在我可以送你回到你们班级去了！”她带我走进我们班级的教室后，同学们顿时哄笑起来。大冬天的，我竟剃了个秃头，棉衣外还罩了件绿坎肩，模样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气了，严厉地喝问我的同学们：“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哄笑一个同学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耻的行为！如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谁再敢哄笑我就把谁赶出教室！”
这话她一定是随口而出的，绝不会有任何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的意思。我看到班主任老师的脸一下子拉长。班主任老师也对同学们呵斥：“不许笑！这又不是耍猴！”班主任老师的话，更加使我感到被当众侮辱，而且我听出来了，班主任老师的话中，分明包含着针对语文老师的不满成分。语文老师听没听出来，我无法知道。我未看出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她对班主任老师说：“曲老师，就让梁绍生上课吧！”班主任老师拖长语调回答：“你对他这么尽心尽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市教育局卫生检查团到我们班检查卫生时，没因为我们班有我这样一个剃了秃头，棉袄外套件绿色毛坎肩的学生而在我们教室门上贴一面黄旗或黑旗。他们只是觉得我滑稽古怪，惹他们发笑而已……
从那时起直至我小学毕业，我们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关系一直不融洽。我知道这一点，我们班级的所有同学也都知道这一点，而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于我这个学生导致的。几年来，我在一位关心我的老师和一位讨厌我的老师之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力不胜任地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码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对于一个小学生的心理，无异于扭曲，对我以后的性格形成不良影响，使我如今不可救药地成了——一个忧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铭记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诲，学习努力起来，成绩渐好。
班主任老师却不知为什么对我愈发冷漠无情了。
四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破天荒地拿了“双百”，而且《中国少年报》选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广播电台“红领巾”节目也广播了我的一篇作文，还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写在儿童电影院的宣传栏上。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了，许多老师也对我和蔼可亲了。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了我的语文老师，充分肯定了在我这个一度被视为坏学生的转变和进步过程中，她所付出的种种心血，号召全校老师向她那样对每一个学生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
受到表扬有时对一个人不是好事。
在她没有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前，许多师生都公认，我的“转变和进步”，与她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在她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后，某些老师竟认为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文革”期间，有一张攻击她的大字报，赫赫醒目的标题即是——“看机会主义者××是怎样在教育战线进行投机和沽名钓誉的！”
而我们班的几乎所有同学，都不知掌握了什么证据，断定我那三篇给自己带来荣誉的作文，是语文老师替我写的。于是流言传播，闹得全校沸沸扬扬。

四年级二班的梁绍生，
是个逃学精，
老师替他写作文，
《少年报》上登，
真该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学，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包围着我讥骂。班主任老师目睹过我被凌辱的情形，没有制止。
班主任老师对我冷漠无情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她教算术，在她讲课时，连扫也不扫我一眼了。她提问或者叫同学在黑板上解答算术题时，无论我将手举得多高，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课堂上，同学们做题，她坐在讲桌前批改作业本。教室里静悄悄的。“梁绍生！”她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来。全体同学都停了笔。“到前边来！”班主任老师的语调中隐含着一股火气。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讲桌前。
“作业为什么没写完？”
“写完了。”
“当面撒谎！你明明没写完！”
“我写完了，中间空了一页。”
我的作业本中夹着印废了的一页，破了许多小洞，我写作业时随手翻过去了，写完作业后却忘了扯下来。我低声下气地向她承认是我的过错。她不说什么，翻过那一页，下一页竟仍是空页。我万没想到我写作业时翻得匆忙，会连空两页。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谎！撒谎！当面撒谎！你明明是没有完成作业！”我默默地翻过了第二页空页，作业本上展现出了我接着做完的作业。她的脸倏地红了：“你为什么连空两页？！想要捉弄我一下是不是？！”
我垂下头，讷讷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这个用意！你别以为你现在是个出了名的学生了，还有一位在学校里红得发紫的老师护着你，托着你，拼命往高处抬举你，我就不敢批评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小学鉴定还得我写呢！”
我被彻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语文老师！我爱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一样，我内心里是视她为我的第二个母亲的！
我突然抓起了讲台桌上的红墨水瓶。班主任以为我要打在她脸上，吃惊地远远躲开我，喝道：“梁绍生，你要干什么？！”我并不想将墨水瓶打在她脸上，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是会愤怒的！我将墨水瓶使劲摔到墙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墙壁上出现了一片“血”迹！我接着又将粉笔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笔尽断，四处滚去。教室里长久的一阵鸦雀无声，直至下课铃响。那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大门外守候着语文老师回家。她走出学校时，我叫了她一声。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我垂下头去，低声说：“我要跟您走一段路。”她沉思地瞧了我片刻，一笑，说：“好吧，我们一块儿走。”我们便默默地向前走。她忽然问：“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吧？”我说：“老师，我想转学。”她站住，看着我，又问：“为什么？”我说：“我不喜欢我们班级！在我们班级我没有朋友，曲老师讨厌我！要不请求您把我调到您当班主任的四班吧！”我说着想哭。“那怎么行？不行！”她语气非常坚决，“以后你再也不许提这样的请求！”我也非常坚决地说：“那我就只有转学了！”眼泪涌出了眼眶。
她说：“我不许你转学。”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说：“别跑。你感到孤独是不是？老师也常常感到孤独啊！你的孤独是穷困带来的，老师的孤独……是另外的原因带来的。你转到其他学校也许照样会感到孤独的。我们一个孤独的老师和一个孤独的学生不是更应该在一所学校里吗？转学后你肯定会想念老师，老师也肯定会想念你的。孤独对一个人不见得是坏事……这一点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应该主动去接近同学们，而不应该对所有的同学都充满敌意，怀疑所有的同学心里都想欺负你……”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中，表达我对她虔诚的怀念。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
而嫌贫谄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过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
我的中学
我的中学时代是我真正开始接受文学作品熏陶的时代。比较起来，我中学以后所读的文学作品，还抵不上我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下乡前这五年内所读过的文学作品多。
在小学五六年级，我已读过了许多长篇小说。我读的第一部中国长篇小说是《战斗的青春》；读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而在中学我开始知道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外国伟大作家的名字，并开始喜爱上了他们的作品。
我在我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有几处引用了希腊传说中的典故，某些评论家们颇有异议，认为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我承认我在引用时，有自我炫耀的心理作怪。但说“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证明这样的评论家根本不了解中学生，起码不了解六十年代的中学生。
我的中学母校是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一所普通的中学。在我的同学中，读长篇小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分男女同学，大多数都喜欢读长篇小说。古今中外，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读。一个同学借到或者买到一本好小说，首先会在几个亲密的同学之间传看。传看的圈子往往无法限制，有时扩大到几乎全班。
外国一位著名的作家和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之间曾经有过下面的有趣而睿智的谈话：

作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天才的评论家。
评论家：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很天才的作家。
作家：他叫什么名字？
评论家：青年。你结识的那位天才的评论家叫什么名字？
作家：他的名字也叫青年。

青年永远是文学的最真挚的朋友，中学时代正是人的崭新的青年时代。他们通过拥抱文学来拥抱生活，他们是最容易被文学作品感动的最广大的读者群。今天我们如果进行一次有意义的社会调查，结果肯定也是如此。
我在中学时代能够读到不少真正的文学作品，还应当感谢我的母亲。母亲那时已被铁路上解雇，在一个加工棉胶鞋鞋帮的条件低劣的小工厂工作，每月可挣三十几元钱贴补家用。
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
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熏染。我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哥哥起的作用，不亚于母亲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起的作用。
六十年代的教学，比今天更体现对学生素养的普遍重视。哥哥高中读的已不是“语文”课本，而是“文学”课本。
哥哥的“文学”课本，便成了我常常阅读的“文学”书籍。有一次哥哥上课竟找不到课本了，因为我头一天晚上从哥哥的书包里翻出来看没有放回去。
一册高中生的“文学”课本，其文学内容之丰富，绝不比现在的一本什么文学刊物差，甚至要比现在的某些文学刊物的内容更丰富，水平更优秀。收入高中“文学”课本中的，大抵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章节。古今中外的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无所偏废。“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的小说，郭沫若的词，闻一多、拜伦、雪莱、裴多菲的诗，马克·吐温、欧·亨利、高尔基的小说……货真价实的一册综合性文学刊物。
那时的高中“文学”课多么好！
我相信，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可能有不愿上代数课的，有不愿上物理课、化学课、政治课的，但如果谁不愿上“文学”课则太难理解了！
我到北大荒后，曾当过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教过语文。七十年代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让我这样的老师根本不愿拿起来，远不如“扫盲运动”中的工农课本。
当年，哥哥读过的“文学”课本，我都一册册保存起来，成了我的首批“文学”藏书。哥哥还很舍不得将它们给予我呢！
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捧起“文学”课本，为我们朗读，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用心启发我们。
一个高中生朗读的“文学”，比一位没有文化的母亲讲的故事当然更是文学的“享受”。某些我曾听母亲讲过的故事，如“**织女”“天仙配”“白蛇传”，由哥哥照着课本一句句朗读给我们听，产生的感受也大不相同。从母亲口中，我是听不到哥哥从高中“文学”课本读出来的那些文学词句的。我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是“口头文学”的熏陶，我从哥哥那里获得的才是真正的文学的熏陶。
感激六十年代的高中“文学”教科书的编者们！
哥哥还经常从他的高中同学们手中将一些书借回家里来看。他和他的几名要好的男女同学还组成了一个“阅读小组”。哥哥的高中母校是哈尔滨一中，是重点学校。在他们这些重点学校的喜爱文学的高中生之间，阅读外国名著蔚然成风。他们那个“阅读小组”还有一张大家公用的哈尔滨图书馆的借书证。
哥哥每次借的书，我都请求他看完后迟还几天，让我也能看。哥哥一向满足我的愿望。
可以说我是从大量阅读外国作品开始真正接触文学的。我受哥哥的影响，非常崇拜苏俄文学，至今认为苏俄文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当代苏联文学不但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方面，也比我们捷足先登。当代苏联文学可以明显地看到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的有机结合。苏联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更为成功的实践。
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连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苏俄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文字上则接近翻译体小说。后来才在创作实践中渐渐意识到自己中华民族文学语言的基本功很弱，才开始注重对中国小说的阅读，才开始在实践中补习中国传统小说这一课。
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书，看哥哥借到的书，小人书铺是中学时代的“极乐园”。
那时我们家已从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妇们新搬到一地，首先关心附近有几家商店一样，我首先寻找的是附近有没有小人书铺。令我感到庆幸的是，那一带的小人书铺真不少。
从我们家搬到光仁街后到我下乡前，我几乎将那一带小人书铺中我认为好的小人书看遍了。
我看小人书，怀着这样的心理：自己阅读长篇小说时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人物是否和小人书上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兴。二者相差甚远，我则重新细读某部长篇小说，想要弄明白个所以然。有些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过两遍的。
谈到读长篇，我想到了《红旗谱》，我认为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由《红旗谱》我又想起两件事。
我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才去母亲做活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二百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空间里毡绒弥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使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彼此说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得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
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竟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在这些女人中，哪一个是我的母亲。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向他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八百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低头垂向缝纫机，正做活。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妈……”
母亲没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
母亲仍未听见。
“妈！”我喊起来。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而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三分之二。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着在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都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一百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继续散热，一股蒸腾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呆滞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止做活，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吗？你也太顺他意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的么！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的，不想吃好的，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旁！……”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出去。
我没有用母亲给我那两元钱买《红旗谱》。
几天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不愿吃，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
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母亲下班后，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元钱为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桌上。“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我讷讷地说：“谁也没叫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你向妈要钱买书妈不给过你吗？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我……妈，你别去做活了吧！……”我扑在母亲怀里，哭了。母亲变得格外慈爱。她抚摸着我的头发，许久又说：“妈妈不去做活，靠你爸每月寄回家那点钱，日子没法过啊……”
《红旗谱》这本书没买，我心里总觉得是一个很大愿望没实现。那时我已有了六七十本小人书，我便想到了出租小人书。我的同学中就有出租过小人书的。一天少可得两三毛钱，多可得四五毛钱，再买新书，以此法渐渐增多自己的小人书。
一个星期天，我将自己的全部小人书背着母亲用块旧塑料布包上，带着偷偷溜出家门，来到火车站。在站前广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下，铺开塑料布，摆好小人书，坐一旁期待。
火车站是租小人书的好地方。我的书摊前渐渐围了一圈人，大多是候车或转车的外地人。我不像我的那几个租过小人书的同学，先收钱。我不按小人书的页数决定收几分钱，厚薄一律二分。我预想周到，带了一截粉笔，画线为“界”。要求看书者们必须在“界”内，我自己在“界”外。这既有利于他们，也方便于我。他们可以坐在纪念碑台阶上，我盘腿坐在他们对面，精力集中地注意他们，防止谁贪小便宜将我的书揣入衣兜。看完了的，才许跨出“界”外，一手还书，一手交钱。我管理有方，“生意”竟很兴隆，心中无比喜悦。
“喂，起来，起来！”背后一个声音忽然对我吆喝，一只皮鞋同时踢我屁股。我站起来，转身一看，是位治安警察。“你们，把书都放下！”戴着白手套的手，朝那些看书的人指。人们纷纷站起，将书扔在塑料布上，扫兴离去。治安警察命令：“把书包起来。”我情知不妙，一声不敢吭，赶紧用塑料布将书包起来，抱在怀里。那治安警察将它一把从我怀中夺过去，迈步就走。我扯住他的袖子嚷：“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他一甩胳膊挣脱我的手，“没收了！”“你凭什么没收我的书呀？”“凭什么？”他指指写有“治安”二字的袖标，“就凭这个！这里不许出租小人书你知道不知道？”“我……我不知道，我今后再也不到这儿来出租小人书了！……”我央求他，快急哭了。“那么说你今后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出租啦？”“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今后哪儿也不去出租了，你还给我，还给我吧！……”“一本不还！”
那个治安警察真是冷酷，说罢大步朝站前派出所走去。我哇的一声哭了，我追上他，哭哭啼啼，由央求而哀求。他被我纠缠火了，厉声喝道：“再跟着我，连你也扯到派出所去！”我害怕了，不敢继续哀求，眼睁睁看着他扬长而去……我失魂落魄地往家走。那种绝望的心情，犹如破了产的大富翁。
经过霁虹桥时，真想从桥上跳下去。
回到家里，我越想越伤心，又大哭了一场，哭得弟弟妹妹们莫名其妙。母亲为了多挣几元钱，星期日也不休息。哥哥问我为什么哭，我不说。哥哥以为我不过受了点别人的欺负，未理睬我，到学校参加什么活动去了。
母亲那天下班挺晚。母亲回到家里，见我躺在炕上，坐到炕边问我怎么了。
我因为我那六七十本小人书全部被没收一下子急病了。我失去了一个“世界”呀！我的心是已经迷上了这个“世界”的呀！我流着泪，用嘶哑的声音告诉母亲，我的小人书是怎样在火车站被一个治安警察没收的。母亲缓缓站起，无言地离开了我。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梦中从那个治安警察手中夺回了我全部的小人书。我迷迷糊糊睡了两个多小时，由于嗓子焦灼才醒过来。窗外，天黑了，屋里拉亮了灯。
我一睁开眼睛，首先发现的，竟是我包小人书的那个塑料布包！我惊喜地爬起，匆匆忙忙地打开塑料布，内中包的果然是我的那些小人书！
外屋，传来嘭、嘭、嘭的响声，是母亲在用铁丝拍子拍打带回家里的毡团。母亲每天都必得带回家十几斤毡团，拍打松软了，以备第二天絮鞋帮用。
“妈！……”我用沙哑的声音叫母亲。母亲闻声走进屋里。我不禁喜笑颜开，问：“妈，是你要回来的吧？”母亲“嗯”了一声，说：“记着，今后不许你出租小人书！”说完，又到外屋去拍打毡团。我心中一时间对母亲充满了感激。母亲是连晚饭也没顾上吃一口便赶到火车站去的。母亲对那个治安警察说了多少好话，是否交了罚款，我没问过母亲，也永远地不知道了……
三天后的中午，哥哥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告诉我，要送我一样礼物，并叫我猜是什么。那一天是我的生日，生活穷困，无论母亲还是我们几个孩子，是从不过生日的。我以为哥哥骗我，不猜。哥哥神秘地从书包里取出一本书：“你看！”是《红旗谱》！
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它更使我高兴的生日礼物了！哥哥又从书包里取出了两本书：“还有呢！”我激动地夺过一看——《播火记》！《红旗谱》的两本下部！我当时还不知道《红旗谱》的下部已经出版。我放下这本，拿起那本，爱不释手。哥哥说：“是妈叫我给你买的。妈给了我一张五元的钱，我手一松，就连同两本下部也给你买回来了。”我说：“妈叫你给我买一本，你却给我买了三本，妈会责备你吧？”哥哥说：“不会的。”我放下书，心情复杂地走出家门，走到胡同口母亲做活的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
我趴在低矮的窗上向里面张望，在那个角落，又看到了母亲瘦小的身影，背朝着我，俯在缝纫机前。缝纫机左边，是一大垛轧好的棉胶鞋鞋帮；右边，是一大堆拍打过的毡团。母亲整个人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
我心里对母亲说：“妈，我一定爱惜买的每一本书……”却没有想到只有将来当一位作家才算对得起母亲。至今我仍保持着格外爱惜书的习惯。小时候想买一本书需鼓足勇气才能够开口向母亲要钱，现在见了好书就非买不可。平日没时间逛书店，出差到外地，则将逛书店当成逛街市的主要内容。往往出差归来，外地的什么特产都没带回，带回一捆书，而大部分又是在北京的书店不难买到的。
买书其实莫如借书。借的书，要尽量挤时间早读完归还。买的书，却并不急于阅读了。虽然如此，依旧见了好书就非买不可。
由于我迷上了文学作品，学习成绩大受影响。我在中学时代，是个中等生。对物理、化学、地理、政治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每次考试勉强对付及格。初一上学期俄语考试得过一次最高分——九十五，以后再没及格过。我喜欢上的是语文、历史、代数、几何课。代数、几何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学习兴趣，是因为像旋转魔方。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题却需要灵活性。我觉得解代数或几何题也如同写小说。一篇小说，要达到内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统一，必定有一种最佳的创作选择。一般的多种多样，最佳的可能仅仅只有一种。重审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创作之前没有进行认真选择角度的。所谓粗制滥造，原因概出于此。
初二下学期，我的学习成绩令母亲和哥哥替我担忧了，不得不开始限制我读小说。我也唯恐考不上高中，遭人耻笑，就暂时中断了我与文学的“恋爱”。
“文革”风起云涌后，同一天内，我家附近那四个小人书铺，遭到“红卫兵”的彻底“扫荡”。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到通达街杂货店买咸菜，见杂货店隔壁的小人书铺前，一堆焚书余烬，冒着袅袅青烟。窗子碎了。租小人书的老人，泥胎似的呆坐屋里，我常去看小人书，他对我很熟悉。我们隔窗相望一眼，彼此无话可说。我心中对他充满同情。
“文革”对全社会也是一场“焚书”运动，却给我个人带来了更多读书的机会。我们那条小街住的大多是“下里巴人”，竟有四户收破烂的。院内一户，隔街对院一户，街头两户。
“文革”初期，他们每天都一手推车一手推车地载回来成捆成捆的书刊。我们院子里那户收破烂的户前屋内书刊铺地。收破烂的姓卢，我称他“卢叔”。他每天一推回书刊来，我是第一个拆捆挑拣的人。书在 “文革”中成了起祸的根源。不知有多少人，忍痛将他们的藏书当废纸卖掉了。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发国难财”的人。《怎么办？》《猎人笔记》《白痴》《美国悲剧》《妇女乐园》《白鲸》《堂吉诃德》……一些我原先连书名也没听说过的，或在书店里看到了想买而买不起的书，都是从“卢叔”收回来的书堆里寻找到的。寻找到一两本时，我打声招呼，就拿走了。寻找到五六本时，不好意思白拿走，象征性地交给“卢叔”一两毛钱，就算买下来。学校停课，我极少到学校去，在家里读那些读也读不完的书，同时担起了“家庭主妇”的种种责任。
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时刻，是冬天里，母亲下班前，我将“大子”淘下饭锅的时刻。那时刻，家中很安静，弟弟妹妹们各自趴在里屋炕上看小人书。我则可以手捧一本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坐在小板凳上，守在炉前看锅。“大子”粥起码两个小时才能熬熟，两个小时内可以认认真真地读几十页书。有时书中人物的命运引起我的沉思和联想，凝视着火光闪耀的炉口，不免出神入化。
一九六八年我下乡前，已经有满满的一木箱书，我下乡那一天，将那一木箱整理了一番，底下铺纸，上面盖纸，落了锁。
我把钥匙交给母亲替我保管，对母亲说：“妈，别让任何人开我的书箱啊！这些书可能以后在中国再也不会出版了！”
母亲理解地回答：“放心吧，就是家里失了火，我也叫你弟弟妹妹先把你的书箱搬出去！”
对较多数已经是作家的人来说，通往文学目标的道路用写满字迹的稿纸铺垫。这条道路不是百米赛跑，是漫长的马拉松，是必须一步步进行的竞走。这也是一条时时充满了自然淘汰现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断进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时期内自甘寂寞的勇气的人，即使“一举成名”，声誉鹊起，也可能昙花一现。始终“竞走”在文学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

小街啊小街
一
其实，此文题并非初衷。我原本要起的，是“小街无语”或“小街断想”之类。然而，落笔现字，却觉意犹未涵。沉思默想，几经斟酌，仍难确定。于是，只有“啊”。
中国许多城市中的许多小街，早已先后在“城改”中名存实亡。城市旧貌换新颜，乃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成就，造福祉于百姓，其好甚大。对那些简直就是贫民窟的小街的消失，若竟生什么凭吊似的感慨，除了说明文人的矫情，再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
但我还是很有些感慨。若别人认为便是凭吊，我也无言可辩。
有时想来，每个人的一生，可以由多个方面来划分阶段。比如年龄阶段；比如婚前婚后；比如从事这种工作以前从事那种工作以后等等。
然而我的人生，确切地说，我的城市人生，也可以由三条小街来划分的。其一曰安平街；其二曰光仁街；其三曰健安西路。
我的五十七年的生命，除了下乡六年，大学三年，在原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的一幢老旧的筒子楼里住过的十一年——总共二十年，另外三十七年，只不过被三条小街全部占有了去。或换一种说法，被三条小街牢牢地拴住了。或再换一种说法，与三条小街发生着命里注定似的人生关系。
人生竟也是如此简单的一种加法。
我心难免因而愀然。
“啊”，主要是由此而发的。
先说安平街——它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哈尔滨边角地带的一条小街。岁月催人老。我竟讲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且是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不由得不感慨。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哈尔滨的那一处边角地带，数条小街曾以“非”字形存在。一条纵向有缓坡的较宽的土路，将分别由安平街、安心街、安宝街、安国街、安顺街、安达街等六条小街排列两旁。我已经记不清那一条土路叫什么路了。更无法确切地说出安平街是它的六小“横”中的哪一“横”。
安平街长约五六百步。街路自然也是土路。在当年的哈尔滨的边角地带，几乎一切的街路全都是土路。安平街宽三十余步。无论与南方某些城市里的小街相比，还是与哈尔滨中心区的某些小街相比，它实在算得上是一条够宽的小街了。这乃因为，居住在那一带的哈尔滨的先民，其实没几户是中国人家。十之八九是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流亡中国的老俄国的侨民，被红色**所不容的那样一些老俄国人。苏联的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有一段列宁和他的贴身卫士瓦西里的对话是这样的：

瓦西里：我们起初想把那些地主富农全都杀掉……
列宁：唔？……
瓦西里继续读他的农村老乡写给他的信：但我们又一想，那样做太不人道了。我们革命者是应该讲人道的。所以我们将他们赶跑了……
列宁：唔？赶到哪里去了？
瓦西里：我们将他们一直押到边境，赶到别的国家去了……
列宁：对！这样做很对。这一封信写得很好啊，很有水平啊！……

列宁所称赞的，并不是将自己国家的地主富农赶到别的国家去有多么地对、多么地好，而是竟没有采取一了百了彻底消灭的方式“把那些地主富农全都杀掉”。
而那“别的国家”，主要便是中国。
老俄国的某些贵族们，在“十月革命”之风声鹤唳之前，便有不少逃亡到了哈尔滨。他们从国内带出的金银财宝，足以使他们在当年的哈尔滨继续过着富有的准贵族的生活。在哈尔滨的道里、道外、南岗三大中心市区，他们兴建楼宅，投资商场，依旧活得来劲儿。道里区的所谓“外国头道街”至“十二道街”，亦即现在成为步行街的“中央大街”及两旁的街道上一幢挨一幢的美观的俄式建筑风格的楼房里，所居住的便是他们。至于从老俄国逃亡出来的一些小地主和富农，他们挤不进本国逃亡出来的贵族们在哈尔滨占领了的地盘，便只有在城市边角地带重建家园。我想，有些事，他们肯定是共同出资，比较齐心协力地来做的。否则，当年遗留下来的那些街路，断不会那么宽、那么直、那么平坦。那显然是经过压道机反复碾压过的一些沙土混合而成的街道。路面两旁有排水沟，沟宽约一米，其上铺木板。下雨天，人若怕弄脏了鞋，是可以走在排水沟的木板上的。就像走在人行道上。如果谁穿的是后跟钉了铁钉的皮鞋或靴子，走在其上，木板也会发出声音，挺好听。在两道排水沟的内侧，无一例外地是围在各式各样的窗前的大小花园。俄国人，现在又应该这么称呼他们了——他们对于家宅的窗，是很讲究的。每一扇都具有独特的审美。尤其早晨，当一扇扇美观的护窗板对开以后，仿佛一册册装帧精美的书翻开了。俄国人也是喜欢花的，有些花，比如被哈尔滨人叫作“扫帚梅”的一种其茎能长到一人多高的好看的花，据说就是由他们将花籽带到哈尔滨的。“扫帚梅”开有红、白、粉三色，是一种根本无须侍弄的花。只要哪一年在哪一处地方曾生长出几株，那么来年那地方准会开出一片来。它是一种哈尔滨人特别熟悉也特别喜欢的花。
当年那些俄国人的家都是独门独院的。有的院子大到如同小学校的操场。依我想来，那些俄国人家大约是逃亡出来的地主吧？他们的院子里甚至有马棚，有漂亮的带顶罩的俄式马车和高大的洋马匹。而那些院子较小住宅也较小的人家，则大约是从老俄国逃亡出来的富农。富农之所以是农也富，几乎全靠了比贫农多一些的土地。大抵，他们仅富在农业产品的秋收方面。一旦离开了曾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往往也就不再富了。富农这一概念和富人的概念是很不同的。估计他们当年没能从老俄国带出来多少钱财。老卢布作废了，他们当年确有些钱也都成了废纸。所以他们当年不能在哈尔滨过上食积服蓄而又高枕无忧的日子。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生活做些事情。然而他们是农民出身的人，没有什么可以赖以挣钱的手艺和技能。于是他们在不甚大的院子里养奶牛、羊，或养兔和鹅。在老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前后，当年中国哈尔滨的那一地带，基本上是他们那样一些逃亡到中国的俄国人的居住地，或曰避难所。哈尔滨的那一地带的人居状态，实际上是一种俄罗斯的乡村情形。
黑龙江省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经解放了。黑龙江省解放之前，一批俄国人又仓皇地继续逃亡到外蒙去了。黑龙江省解放之后，在苏联的要求之下，也有一批被遣送回他们本国去了。那时，才有些中国人家开始定居在那一地带。许许多多带大小院子的俄式房屋由他们的主人贱卖，或由哈尔滨的有关官员监督着进行公开的拍卖。当年买一处独门独院的不十分大却也绝不算小的俄式住房，那价格真是便宜到了今天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当年，闯关东的人家，借钱也要买下一处家园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一户人家买不起一处宅院，便几户人家合着将这买下来。原先认识不认识，已经变得不重要。便宜到什么程度才是下决心的前提。更有那富人家，趁机广置房产，租给终究还是买不起住房的穷人家。
及至我两三岁时，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前后，哈尔滨的那一地带，人家已经变得相当稠密了。从前一户俄国人住的院子，至少已经住着两三户中国人家了。有的房屋多的大院子，甚至住着十一二户人家。街名，也是在那一时期取定的。
两三岁的我开始记事了。我的家住在安平街十三号。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包括我家在内住着八九户闯关东来到哈尔滨的人家，皆是山东各县的人家。整个院子是由一户人家买下的，邻居们都是租户。我家住着院子最里边的一处小房屋，两间。大间十五六平，小间十一二平。还有一个五六平的护门小屋，哈尔滨人叫“门斗”。虽是俄式房屋，但毕竟相当老旧了。当年我家五口人：父亲，母亲，哥哥，我，和刚出生的三弟。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家的一段相对幸福的日子。父亲才三十几岁，身体强壮；哥哥学习很好，特别懂事又特别有礼貌；母亲呢，她是那么勤劳，征得了房东的同意，居然在自家屋后养了两头猪。
安平街上，依然有几户俄国人家住着。安平街上的俄国教堂，每天早晨依然会有大钟敲响。教堂的院子与我家所住的那个院子，仅仅由一道木板障子隔着。两个院子都是安平街上最大的院子。
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早晨大钟敲响以前，先是远近雄鸡的啼鸣，大钟敲响以后，该听到一串串的俄语。或男人的声音，或女人的声音。那几户俄国人家，要趁早遛遛他们养的奶牛或羊。就像如今养宠物狗的人家遛狗那样。他们的牛羊如果不每天走走，大约是会被圈出病来的。他们倒也比较懂得公德，带着撮子和铲子，会将牛羊粪干干净净地铲起来。如果他们不那样，街道组长便会找上门去，严肃地批评他们。街道组长的批评对于中国人家并不是一件值得不安的事，有时不服，与之顶撞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对于那几户俄国人，街道组长的批评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事，他们往往显出诚惶诚恐的样子。总之样子肯定是那么一种样子，内心如何则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在中国住久了，听和说中国话，都已基本不成问题。套用今天我们中国学生英语考级来比喻，说他们都差不多具备四级汉语的听说水平，大概不算是夸张。
六点到六点半时，如果是夏天，如果那时我醒了，可以听到院子里的大人们在互相打招呼。互相打招呼的男人，大抵又同时在家门前漱口、洗脸。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或者一块被砖石垫高的长木板。它的功用就是专为放脸盆供全家人在外边洗脸的。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往往也会坐着它把脚都洗了……
七点到七点半之间，院子里和街上便会接连不断地响起自行车清脆的铃声——那是家家户户的男人们上班去了。哈尔滨的这一地带当年没有工厂，男人们都要到别的区域去上班。当年公共交通路线也没有通到这一地带，自行车对于男人们是必不可少的。当年国产的自行车或许还没生产出来，他们骑的皆是二手的外国牌子的自行车。日本造、俄国造或德国造。那是外国人仓皇而去之前卖给中国人的，据说有时便宜到了和一件旧衣服的价格差不多。男人们很在乎他们的车铃响得清脆不，那似乎意味着体现他们阳刚之气的一部分。
父亲们上班去了以后，院子里随之出现是学生了的孩子们的身影。他们在上学之前须将家里的尿盆倒了，那通常是他们的家庭义务。等他们也上学去了，女人们才终于有空从家里走出到院子里。街上的每个院子里自然都会有一处公共厕所。女人们一出家门，往往的，径直便向厕所走去。她们便在那时相互说些话，无非是“上班的打发走了吗？”或“全家都吃过吗？”——倘厕所里有人，两个女人便会在厕所外继续说话。厕所里的人一出来，两个等着的女人之间还会互相礼让一番……
“你先。你家有老人。”
“你先嘛，你家不是活多嘛！”
如今回忆起来，那情形是很好笑的。
而几分钟以后，便有胖胖的俄国“玛达姆”推着小车逐院卖牛奶了。有时，卖牛奶的也会是一个漂亮的俄国姑娘。我们的母亲们，往往会一起逼着漂亮的俄国姑娘唱歌跳舞。都说，否则不买牛奶。那是她们的一乐。俄国姑娘只得唱和舞，而孩子们一听到歌声，便争先恐后地跑出家门围着看。那是我们孩子最初的文娱欣赏。
一个多小时以后，也就是上午九点钟左右，院子里也罢，街上也罢，归于平静。
那一种平静，是今天的城里人所无法想象的，也是今天的城里人所梦想奢望的。尤其街上，不但平静到没有任何声音，也会很长时间不见一个人影。
尽管人口密度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但相比于今天的城市，同样范围内的人口，那也还是少得多。
确乎的，当年哈尔滨的那一地带，虽然属于城市的一个地带，但是却更像乡村，所谓都市里的乡村。中国都市里的俄国特征显然的乡村。
如今我一回忆起安平街，似乎还能闻到那一条小街的气息——家家户户临街的窗前那些小花园里各种花粉的气息；从某些人家的木障子后边将丫杈探向街上的榆树的气息；俄国人住的院子里散发出来的料草的气息；牛粪、羊粪那一种潮湿的中药般的气息；还有泥土本身的气息……
如果是在雨后，一切气息混合了，时浓时淡的，细细地嗅闻，竟有点儿甜似的。即使是住在安平街上的一个瞎子，仅凭那气息，也会知道自己是走在安平街上的。比之于其他几条安字头的街道，安平街是格外具有气息的一条街。因为一处东正教堂在这一条街上；因为这一条街上临街的花园多，几乎无窗不临花园；还因为这一条街上始终住着几户俄国人，他们也始终养着牛、羊和马……
我在安平街上度过的学龄前的童年时期，乃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家里的生活尽管清贫，但在那个年代，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是极低极低的。这样的人类自然是容易快乐的。我的回忆使我至今相信——如果说人类的不快乐有三分之二是由于清贫所致，那么也许有三分之一恰恰是由于对享受式的生活太过奢望而自造自加的烦恼吧？
我上小学以后，安平街几乎可以说是迅速地变成了一条老朽的街。另外几条安字头的街，亦是如此。首先是因为人口密度迅猛增加，这儿那儿，自建的小屋满目皆是了。它们占据了街道，街道变窄了。花园的面积是可以私下里成交卖钱的，所以街两旁的小花园也几乎全都不见了。街道两侧排雨水的水沟，成了众多人家倾倒泔水甚至屎盆尿盆的地方。人口密度迅猛增加了，街上却还没有盖起一处公共厕所。变窄了的街路，每年都向沟里塌土，有些沟就被泥土填满了。一到雨季，街路整段整段地被雨水终日浸泡，变得泥泞不堪了。而那些俄式的房子，斯时存在于中国地面上的岁月，大抵都有四五十年那么长久了。它们又普遍是些铁皮顶板泥土结构的房子，每年都需进行维修的。它们的主人变换成清贫的中国人以后，又大抵是维修不起的……
在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最后的几户俄国人也被遣送回国了。教堂归公了。公家也不知该如何利用它的房屋和院子，所以任房屋闲置着，院子荒芜着，教堂钟楼上的钟，就再也没被人敲响过……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安平街上兴建一座铁丝厂。教堂被拆除了。我们那个大院里的人家全都成了动迁户，先后搬走了，最后仅剩我家和隔壁的陈大娘家了。
院子是没有了。
那厂房盖盖停停，三年还没有完工。我家和陈家的房子，被建筑工地的垃圾堆四面包围，连条通向街上的路都没有了。那几年的夏季雨多，工地上到处挖地基坑，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大水坑。坑里的水无处排流，连我家和陈家的屋里都渗出一尺多深的水来了……
厂方原本是想节省两处房子，不动迁我家和陈家的。陈大娘的丈夫早已去世，只她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而我父亲，当年已到四川工作去了。“把我们两家的家院搞成了这样，却还不打算动迁我们，这明明是欺负我们两家没有和他们进行理论的男子呀！”好性情的母亲终于忍无可忍，生气了。生气了的母亲，在一个月里，代表陈大娘家，找了三次市委……
二
光仁街是一条宽仅七步半的小街。是的。宽，仅七步半。而且，是以一个少年的步子来踱量的。倘它不叫“街”，叫什么什么胡同，那就不能算窄了。但它明明是叫一条街。我和母亲第一次出现在那条街上时，母亲站在街的中央，左右扭头望望，踟蹰不前地说：“这条街，太窄了。”于是我就默默地迈步来丈量它，之后告诉母亲：“七步半。”我的意思是——七步半呢，不窄了。但我却希望母亲并不那么觉得。我已经陪着母亲看过好几处地方的房子了。显然，铁丝厂的人认为，如果给我们家这样一户动迁户安排了一处说得过去的房子，那他们就太吃亏了，也太让我家占便宜了。所以我们去看过的房子，不是紧挨着肮脏的街头厕所，就是由铁道线边上的一些临时工棚马马虎虎改造的。终于看中了一处房子，母亲又主动让给陈大娘家了。母亲这样做，我和哥哥也都是支持的。陈大娘对于我有如第二位母亲，我愿一辈子含辛茹苦的陈大娘晚年能住上较像样子的房子。然而我早已满腹怨言了。因为帮母亲拿这等大主意的本该是哥哥，可哥哥是中学里的学生干部，没时间，所以母亲只有每次拉上我给她做参谋。可我才是一名小学生，并不能实际地起到参谋的作用。在我看来，每一处住房都是我们全家应该立刻搬去住的，哪怕后窗对着厕所的门，哪怕一天要听无数次载货列车过往的噪音。因为我们的家早已不像是人家了，而更像一处被建筑垃圾包围着的两栖动物的穴。臭水淹了床脚，泡着炉壁，屋里搭着使人不至站在臭水里的踏板，我家的人可不很像水陆两栖的动物嘛！我巴不得能早一天离开那样的穴。
然而母亲终究是一位母亲。肯定的，在她想来，那也许是她为全家选择一处住房的唯一一次机会，而且也将会是她这一辈子的最后一处家。她企图为我们全家人考虑得周到一些是理所当然的。
“儿子你看，那儿更窄了，街两边的人都开了窗可以隔街聊天了！”
母亲对光仁街表达着不中自己意愿的看法。
我反驳道：“那又有什么不好？”
母亲又说：“咱们从前的安平街多宽啊！”
我光火了，气不打一处来地抢白她：“安平街是咱们的吗？它再宽那也是从前！”
母亲瞪我一眼，不理我了，径自慢慢地往前走去，边走边左看右看的。分明的，街两旁低矮的东倒西歪的房屋，给她留下的是极其糟糕的印象。
然而光仁街十三号，却是一个不小的院子。院中的房子倒也齐整，起码不东倒西歪的。外墙都刷了白灰，窗框门框都刷了绿油。那样的房子，在我眼里，简直够得上美观了。
母亲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她问我：“你觉得这个院子怎么样？”
我说：“好！”
母亲却说：“也有一点不好。比街面低不少呢！夏天，街上的雨水肯定会往院子里流的。”
我又生气地说：“看都搬来好多家了，别人家都不担心，怎么就你担心！”母亲复瞪我一眼，又不理我了。说那个院子不小，是相对于光仁街而言的。比起我家在安平街住过的那个院子，那还是小多了。院中公有的空地，只有前者的五六分之一。三面是住房，一面是各家各户的煤棚。有两扇对开的院门，门旁是公厕。全院只剩一处空房子了——两间。大间十五米，小间八九米，带门斗，前后窗。母亲在空房子里时，一个女人走出家门，主动和母亲打招呼。她家也是安平街上动迁过来的，和母亲认识。她说：“要是看中了，趁早搬过来吧，正好咱们两家成了住一个院子的近邻。”
母亲说：“当家的远在外省，我得和孩子们商议商议。”
我立刻说：“妈，我同意！”
那女人笑道：“真是你妈的好参谋！”
母亲看我一眼，也不由得笑了，还抚摸了我的头一下……
就这样，我家从安平街搬到了光仁街。那时已是九月。穷家易搬。厂方出了一辆卡车，仅一车就搬了个一干二净。我们在新家过的“十一”。里间外间都搭了床，全家六口分两张床睡，我从没睡得那么宽绰。母亲的心情也从没那么好过，脸上经常浮现着满足的微笑。“十一”那天，她还有极好的情绪率领她的四儿一女逛了一次动物园。两个月后，冬季来临了。那一年的冬季可真冷啊！正是备战的年份，据说好煤都由国家储存起来了，供给居民冬季取暖的只不过是煤粉。不好烧，炉膛里的火总是半燃半熄的，往往连一顿大子粥也不易煮熟。那一个冬季，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全都被冻感冒过。春节的日子里，轮到了我发高烧。然而那样我也还是在年三十儿那一天晚上将地板刷了一遍。不是刷油，是用刷子蘸肥皂水刷裸纹的地板。终于又住上有地板的房子了，干吗不将它刷得干干净净的呢？发高烧又有什么呢？谁又没发过高烧呢？
尽管我们的新家冻手冻脚的，然而我们有珍藏的旧年画用图钉按在墙上；有母亲巧手剪成的拉花悬在天花板上；所有的门两旁，还贴着哥哥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的对联。初一邻居们相互拜年时，都夸我们的家里最有过春节的气氛。漫长的冬季总算挨过去了，母亲和我们对春天的到来显出异乎寻常的欢喜。五月份，大地一开始变得松软，我便向邻居借了一辆小推车，动员了两个弟弟，每天一放学就这里那里到处去发现黄土堆，挖掘了一小推车一小推车地往家里推。有时，要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七月，我小学毕业了。我和两个弟弟托出了百余块土坯，并且它们都已经晒得干干的了。八月是我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暑假。在这个月份里，我为我家的两间屋子盘成了两铺火炕。炕面和炕墙糊了一层又一层的旧报纸。我是瓦匠的儿子，那些活对我而言并非难事。试烧了几天，烟路通畅。母亲见我们那么能干，一高兴，手就松了，居然舍得拿两块多钱允许我买了一盒油漆。我极为节省地用光了一盒绿色的油漆，于是两铺炕成了绿色的。我在盘火炕时，不小心弄穿了一面墙的墙根。其实也不能怪我不小心，那墙它实在太是一面骗人眼睛的墙了。原来，那院子本是一个加工纸盒的街道小厂。开不下去了，就被铁丝厂收购了去。把全院的房子草草伪装了一番，用以应付动迁的人家。我家的房子是最后一套，干那种活的人们更是应付了事，仅仅用些草绳就马马虎虎编了一面墙，里外抹上泥，人眼又怎么看得穿呢？我怕母亲发现了真相，后悔搬到这个院子里来。趁母亲不在家里的半天，把那堵墙根推倒，用剩下的土坯重砌起来。等母亲回到家里，我已大功告成。
九月，父亲回来探家了。父亲对我们的新家也很满意。新邻居们的关系相处得特别友好，这令父亲对生活产生了满心怀的感激。他说：“等我退休了，能在这个院子里养老，岂不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吗？”他对我盘的两铺火炕，也予以了郑重其事的表扬。他为我家的前后窗都围起了小院子。我家的房子虽然在全院是最小的，却因为是最把头的一套，前后窗前都有理属我家的空地。母亲向街坊要了几种花，而我趁夜从一所疗养院的院子里盗挖了一株檞树苗。于是我家前窗外有花，后窗外有树，使邻居们大为羡慕。
我们这一家的小百姓生活，似乎已开始过出了几分诗意。对此我的理解，幸福的生活似乎并非梦想了。
但父亲临走时却大发了一顿脾气——他不同意哥哥考大学，要求哥哥找工作。可哥哥却一心渴望上大学，母亲暗中支持着哥哥。事情还惊动了校方，哥哥的班主任老师陪同一位副校长来到家里，批评了父亲一通。
父亲走的那一天，恰是哥哥大学考试的第一天。
哥哥谎说去找工作，没送父亲。
我代表全家将父亲送到了火车站。
父亲辩解似的对我说：“爸开始老了，实在是没能力供一名大学生了啊！”
列车一开，我看到父亲眼中流下了泪……
我先收到了中学录取通知书；几天后哥哥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又过几天母亲被选为街道组长。
我家这一户新搬到光仁街上才一年的人家，因为母亲是街道组长，因为出了一名大学生，成了一户颇受尊敬的人家。对于哥哥考上大学，我一点儿都不奇怪。那是我预料之中的事。哥哥之善于学习，正如我之善于托坯盘火炕。但母亲居然被选成了街道组长，却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事。在短短的一年里，她怎么就赢得了几十户人家的好感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日子里，母亲脸上经常浮现着微笑。我看得出来，她特有成就感。
对于我来说，我家的幸福生活，到来得是未免太顺利了呀。
那一年的冬季我家温暖如春。
那一年的春节我把家粉刷了一遍，四壁滚上了好看的花样。我把我们小小的温馨的家当成了一个王国。父亲远在外地，哥哥上大学去了。我就是国王。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我们的家施行美化性的改造，母亲只偶尔地“垂帘听政”。倘我不向她伸手要钱，母亲从不反对我的任何主张。
当年秋末，哥哥被大学里护送回来了——他患了精神病。
从此我家的生活不再有丝毫的诗性可言，幸福一去不复返。父亲和母亲，也永远地失和了。我想，他们可能一直到死，都谁也没有真正地原谅了谁——父亲认为母亲支持哥哥考大学是绝对错误的；母亲则认为，哥哥得了精神病，纯粹是由于父亲施加给他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弟弟妹妹们失去了欢乐……
我成了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
又两年后，我为了替家里挣份钱，无怨无悔地报名下乡去了。依我想来，要治好哥哥的病，前提是得有钱。只有治好了哥哥的病，母亲脸上才会重现微笑；弟弟妹妹们才会重享欢乐；父母才会彼此和解；诗性才会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幸福才会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我那时当然还不明白，精神病是无法根治的。
我下乡以后，从地理上讲，父亲离我是更遥远了。从心理上讲，我离父亲反倒像是更贴近了。因为我终于也和父亲一样，成了一个能够挣钱养家的人。而这正是我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光仁街十三号，它成为我和父亲共同的意识中枢。我和父亲每月各自将钱汇往这个地址。我们的目光，从东北边陲和西区的大山之间，共同关注着光仁街十三号——这个院子里有家啊！
我和父亲相见一面更难了。
父亲从四川回到哈尔滨的光仁街十三号，竟往往需要六天；而我从北大荒回到光仁街十三号，一路顺利，不住店，那也得经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
我和父亲不容易在同一年的同一个月里请下探亲假。我和父亲见上一面特别地难了。
在我下乡的六年多里，光仁街一天比一天破落了。它的姊妹街光义街、光理街、光智街、光信街，也全都一天比一天破落了。因为那些街道，原本就不曾怎么像过街道的样子。新中国成立以前，那儿只不过有一处日本兵营、一处日本军妓馆，旁边是一幢日本军官们住的二层小楼。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老百姓谁敢在那儿安家呢？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有老百姓建家院，从四面八方迁驻到那个被城市荒弃的地方。刚解放的老百姓，尽是一穷二白的老百姓。当初自建的家院有多么简陋可想而知。那些后来被文化人起了很文化的街名的街道，当初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家与家、户与户、屋与屋、院与院的距离而已……
我上大学那一年，途经哈尔滨，在家里住了两天。那两天大雨中雨小雨接连不断，立体的光仁街笼罩在雨中，平面的光仁街浸泡在水里，像一只不知被雨水从哪儿冲过来却又被什么东西挂住了的破鞋子。
不少人家的房屋倒塌了。
我家也塌了一面墙。
我走时，哭了……
“文革”后，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成家了；父亲退休了；起先住五六口人的家，东接出几米，西盖出几米，成了四个家庭三代人共同拥有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半地上半地下的窝。我自然是经常想家的。然而，一旦批下了探亲假，我又往往会愁眉不展。回到家里，可叫我睡哪儿呢？跟谁睡在一起呢？直到一九九六年，所有那些“光”字头的街道，才由市政府整合了各方面的资金，一举推平了。住在那一带的老百姓们，才终于熬出头了……
三
我现在住在健安西路原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宿舍楼里，是一幢一九八四年盖的楼，可以算是一幢旧楼了。
我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的一幢危楼里住了十一年。那原是一幢小办公楼，未经改造便分给了北影的一些员工，家家户户都没厨房，都在走廊里占据一小块地方做饭，共用公厕。我有幸在那一幢楼里分配到一间十三平方米的阴面房间。
儿子小学二年级时，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中旬，我从北影调到童影，于是住进了一九八八年底还很新的单元楼房。其实，我主要是为了能使父母在有生之年享受享受住单元楼房的福气，才毅然决然地从北影调到童影的。
我对童影始终深怀感激。因为童影使我的愿望提前实现了，而且实现得比我的预期更加令我心满意足。事实证明我的决定完全正确——旧家具在新家里刚刚摆放稳没几天，父亲便接到我的信又来北京了。那一年我已虚岁四十。那一年父亲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那一年健安西路还是一条白天晚上总是寂静悄悄的小街。那一年童影门前的马路上过往车辆还很少；学知口那儿也没有立交桥；元大都土城墙遗址只不过是一道杂草丛生的土岗而已……
那一年的十二月份，父亲在我的新家病逝。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五十几天里住上了楼房，尽管每一天都在单元楼房里忍受着癌症的疼痛。但他确确实实的是感到真是享了福了——一辈子从未享过的福。阳台，室内厕所，管道天然气，私家电话……一切使他觉得恍如置身梦境似的。
他曾对我说：“如果我才六十几岁，也没生病，那多好啊！”
我第一次从我父亲的口中听到了一句非常留恋人生的话。
父亲那一句话令我大为愀然……
屈指算来，如今，我在健安路上已生活了十七个年头。
如今，元大都土城墙遗址已建成了海淀区最美的一处公园。虽然我一年三百六十几天里难得有几次去到公园里悠闲地散步，但一想到我是全北京住得离这一处公园最近的人之一，不由得不倍感幸运。隔窗而望，我能清楚地来数公园里一棵老杨树的叶片。十七个年头里，我眼见它一番夏绿秋黄，对它已是十分的熟稔，它就像是一位一天里见好几次面的老朋友。
前年的夏季，有天夜里，那老杨树被雷劈断了一杈小盆头般粗壮的斜枝，仿佛一个人被砍断了一臂，让我看着替它伤心。我以为它受了那么严重的创击，只怕以后活不了多久了。没想到，今夏它那一树肥大的叶片更加油绿。断枝被锯掉后，反而显得树形美观了。
在哈尔滨，路是比街大的一个概念。路，普遍地很长，较宽。而街，只要区别于胡同就算是了。比如光仁街那类街，人们并不会认为它不该叫街。
所以我总觉得，健安西路之谓路，实在是有些名不符实的。当我将它与长安街相比时，尤其觉得它作为“路”，未免太袖珍了。故凡是初来我家的人，我总是会在电话里这么解释：“那只不过是一条小街。”
是的，健安西路，只不过是一条小街罢了。严格地说，又只能算是半条小街。因为它的另一端是被院落堵死了的。它的一边，依次是童影的一幢宿舍楼、北影的两幢宿舍楼和总参干休所的两幢宿舍楼，都是八十年代初建成的。而它的另一边，自然便是著名的元大都土城墙遗址了。包括两边的人行道，此路宽约十四五米。
从电影学院和童影（现在是电影频道）门前那一条马路拐入这一条小街，第一个小街的标识是一家饭店。它已易了几次主人。每易一次，改一次名。现在的店名是“咱家小吃”。它旁边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洗浴中心，但起了一个特雅的名——“伊丽尔美容美发休闲中心”。既然叫作“伊丽尔”，也就只有谢绝男士入内了。我家刚搬到这条小街上住时，“伊丽尔”的原址便是类似的地方了，但那时叫“清水大澡堂”，曾是个吸引不少男人光顾的地方。不管叫作什么，我从没进入过。
对我这个人而言，最佳的休闲方式乃是关了电话，卧床看书或美睡一大觉。倘不靠安眠药，后一种享受对我已不可能。然静静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我也很惬意。至于洗澡，除了开会住宾馆时，我一向只习惯于在家里。
在“伊丽尔”的旁边，是“禾谷园”，快餐店的一处分店；其旁是一家杂货铺；再旁是影协表演艺术学会办的培训学校；又旁是一家小餐馆；最左边是一家卖麻辣串和烧烤的小铺面……
所有那些商家的招牌首尾相连，组成一列，但总长也不过二十几米。表演艺术培训学校的招牌恰居其中，给人一种“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印象；也给人一种艺术之神沦落风尘似的印象。在那些招牌的下面和店铺的门前，还有二三处卖水果、卖菜蔬的摊床。
对我而言，它们便是家门口的“商业区”了。我的绝大部分日常生活需求，赖于它们的存在。除了“禾谷园”，它们的主人，多是靠小本生意来京谋生计的男女。而表演艺术培训学校的学生们是他们的“上帝”。倘若不然，仅靠我一家所在的小区的居民们的消费指数来支撑的话，大约皆会倒闭的。
而那些表演艺术培训学校的学生们，大抵是每年报考电影学院的落榜生。依我想来，培训学校是他们的临时收容所。他们无不希望经过培训，获得点儿经验，重振信心，来年再参与激烈的竞争。他们中某些男孩和女孩，也还算有几分帅气和姿色。这又使他们仿佛有那么几分准明星似的自我感觉。好像说不定哪一天，一旦时来运转，自己便会是明星无疑了。他们中有些孩子，自然是女孩子，竟是拥有跑车的。那使她们自我感觉更良好了。
每每的，看见那些孩子们，我便会庸人自扰、一厢情愿地替他们，也替他们的家长倍感忧虑。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想来仅有初中的程度。万一将来当不成明星，长久的人生不知还能转向何业？但我内心里有时是对他们心存感激的。许多青春期的脸庞和身影出现和活动于某一小区，无疑会使某小区“活力在线”——在视线。否则，我经常所见，将十之七八是老年人的寂寞脸庞和蹒跚身影……
我在“禾谷园”常与那些孩子隔案用餐。有时我还会看到他们的父母。那些外省市的父母们望着自己儿女的目光充满爱意和希冀。天下父母之心的仁慈溢于言表，每使我大为感动。感动之余，亦感慨多多。
我还经常在“禾谷园”发现电影频道的领导和员工们。我认识的后者较少，但身居领导层的人士，皆与我稔熟，也可以说皆与我有着友好的关系。
我们相互看见了，总是会端着盘碗往一块儿凑。所谓同类相吸，边吃边聊，话题也总是离不开电影和电视。我从他们口中能获得不少关于电影和电视的最新信息，也常能从他们口中听到真知灼见和新颖观点。那时，我忍不住会说：“等等，再说一遍。”他们便笑我认真。
如果说某些招牌是该小区的标识的话，那么有一个人物也是该小区的“标识”，便是在我家所住的那幢楼边上修自行车的人。我不知他多大年纪了，也许该有三十五六岁了吧？甚或，年龄还要大些也说不定的。他身材挺高，将近一米八，也挺壮，肩圆背厚的。据我所知，他还单身着。又据我所知，他的父亲是北影的一名老制景木工，早已去世了。他的母亲有没有工作我不清楚，但我听说她身体不怎么好。修自行车的人与母亲相依为命。修自行车是他养活自己和母亲的唯一收入。我曾问过他的收入情况，他说平均下来每月七八百元。又每笑道：“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他的笑，绝非苦笑。他这个人，只要一和人说话，便笑。那么可以说他是一个很爱笑的男人。但我却从没见他苦笑过。他总是一个大男孩般天真而又无邪地笑。无论春夏秋冬，我从没见他穿过一件较像样子的衣服。没人修自行车时，他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看小报。与对面的摊位相比，他所占的地盘更小。我家搬到健安路不久，他便是那两平方米不到的地盘的主人了。十几年来，他渐渐在我心目中形成了一种佛般的印象。北影厂家属区后门开在健安路上，每有“奔驰”“宝马”一类名车驶来驶往。另一些人们的另一种生活，谁想装作浑然不知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一切人生状况的巨大反差，似乎从来也没入过他的眼。他一向是那么的平静而又友善地看待周边的世相。天真而又无邪地笑对之，似乎便是“淡泊”二字的活的人体字形。是的，他常使我联想到“立地成佛”一词。我每欲得知他头脑里究竟有着怎样一种人生观。他既是一个人，我想，人生观必定也是有的吧？但我从来也没试探地问过他。他极敬我，每次看见我，都主动地微笑着打招呼。我想，他肯定并不知道，我对他所怀有的敬意，远超过他对于我的。他那一种据地数尺，甘事小技，总是笑度日子的心理定力，着实地令我自愧弗如。对于我，健安西路仿佛是一部经书，天天翻开在我面前，天天给我以点点滴滴的人生思索和启发。对于我，那修自行车的人，仿佛是我的一位教父。他经常以他的存在暗示我——人其实无须向人生诉求得太多。理当满足但仍不满足的人，那也许是上苍在折磨他们的**……
比起来，我在健安路这一条小街上居住的年头最长久。十八年——只比我的人生的三分之一少一年。它也是我所住过的最像样子的一条小街。我相信，以后它的路面和人行道重铺一次的话，更会是一条闹中取静的体面小街了。那么，我即使在这一条小街上终老一生，也算是上苍眷顾于我了啊！
我想，所谓人生，看得再通透些，似乎也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人在特定时空里的几个阶段的剪辑。对于大多数人，也不过便是三五阶段而已。还是往多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