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是不是陶渊明的曾祖，曾经有过争执。阎若璩阎咏父子和洪亮吉都是主张陶渊明并非陶侃的直系后代的，何焯、钱大昕以及大部分研究陶渊明的专家则肯定是的。

　　这事情确有可疑。

　　因为，虽然沈约的《宋书》上载明“曾祖侃”，但和陶渊明的同时代诗人并且又是陶渊明的好朋友的颜延之作的《诔》却只有“韬此洪族”四个字，并没有提到他的曾祖是谁；更奇怪的是陶渊明自己的《命子》诗，提到陶侃时，只是说：“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竟缺少明确的交代，而《赠长沙公》一诗，序文“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在族祖之间的句读又有两个读法，再加上下文更淡淡地说出“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的话，这就越增加了读者的迷惑。

　　所以朱自清所写《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 《清华学报》九卷三期，一九三四年七月。

　　]一文，索性说：“至世系年岁，则只可姑存然疑而已。”朱自清的文章是带有总结性的，这就是说，这个问题就现有的史料论，已证明是不可能得出更明确的答案了。

　　因此，我们对这问题可以不必纠缠在陶侃是否是陶渊明的曾祖上。

　　我们现在要指出的乃是纵然陶侃不是陶渊明的曾祖，他们的关系是不是很密切呢？答案是：也仍然是的。这就是他为他的外祖父孟嘉所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所说的：“（孟嘉）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那么，他的外祖乃是陶侃的女婿，也就是，他的外祖母乃是陶侃的女儿，这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关系难道还不够密切吗？一个外祖母是很可以向外孙谈谈自己的父亲的，那么，陶侃的一生可能对陶渊明有很深的影响，不也很自然吗？

　　再看，陶渊明在《命子》诗里对陶侃的崇拜：

　　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天子畴我，专征南国。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

　　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言外是说他比桓温、桓玄和刘裕都高明得多。

　　陶侃是陶渊明这样关系密切又这样崇拜的人物，他应该给陶渊明以极大极深的影响。事实上也确是如此。

　　这种影响可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性格、爱好；一方面就是政治态度。

　　先说性格、爱好。陶侃的出身是寒微的，在当时并不是名族。我们看他初入宦途时困难的情形：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外出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

　　—《世说新语·贤媛篇》

　　必须母亲剪了头发，砍了柱子，割了席子，才能供得起客人；送客人，又要追送一百多里地；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很小的官做。可见够艰难，也够惨痛！原因，就在他出身寒微。当他到了洛阳时，更受尽了当时一般名族的奚落。他去看张华，张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他去看同乡羊晫，羊晫就受到批评：“奈何与小人共载？”（同上，羊晫，《晋书》作杨晫，此据吴士鉴《晋书校注》改）就是后来到陶侃做了征西大将军，因讨伐苏峻，立了大功，那时已经七十岁左右了，却还被人骂为“溪狗”：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指苏峻事）。温忠武（温峤）与庾文康（庾亮）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晋明帝司马绍）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是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世说新语·容止篇》

　　不但当时人如此轻视他，就是到了唐代所撰的《晋书》上也仍然评论他：“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这都说明陶侃出身的寒微。

　　从温峤称他为“溪狗”，和《晋书》上说他“俗异诸华”看来，他之被人轻视不只是阶级的关系而已，还有民族的背景在。溪族也就是《魏书》卷九十六《僭晋司马叡传》所谓“巴蜀蛮獠谿俚楚越”的谿族。陈寅恪有《〈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一九四三年。

　　]，证明陶侃的乡里庐江郡正是溪族杂处区域，他的诸子之凶暴也与善战的溪人的气类相似，结论说：“江左名人如陶侃及渊明亦出于溪族。”这是可信的。

　　陶侃本来的职业，大概是捕鱼。《晋书》卷六十六有这样的传说：

　　或云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

　　吴士鉴《晋书校注》引《御览》四十八《异苑》文：

　　钓矶山，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织梭一枚，还挂壁上，成赤龙，从空而去，石上犹有侃迹存焉。

　　《世说新语·贤媛篇》：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饷母。母封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刘孝标注引《幽明录》：

　　陶公在寻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其池曰“鹤门”。

　　这些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真实性，那就是陶侃“本出于业渔之贱户”，如陈寅恪所说。陈寅恪早另有《桃花源记旁证》一文[ 《清华学报》十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年一月。

　　]曾指出那是“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但那时他还只说是那是根据戴延之随刘裕入关后的见闻，和刘之入衡山采药二事创作出来的，现在他这《〈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里又加上：“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正是一篇溪族纪实文字。”我们对这也应该首肯。溪族是勇敢善战的，晋义熙六年卢循之战时，参军殷阐曾说：“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与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陶侃的性行也有类似。

　　总之，从陶侃到陶渊明，这里有一个出身寒微、捕鱼为业的善战的溪族生活背景在。从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陶渊明的勤俭、能劳动、倔强和仕宦不能得意等等了。当然，这些生活和性格的养成，也还有其他的原因，那是有待于其他方面的分析的，然而无疑在这里也说明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