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有位王姓秀才，想央知县办件事，进了衙门纳头便拜，着实把那知县唬得一惊。

　　秀才何许身份？乃历县试、府试、院试而得中者，一个县能得秀才之人，寥寥无几，其虽无官职，却有功名在身，已具备了入仕的资格，虽无品衔，则俨然是一乡之精神领袖。有明一朝，重文轻武，读书人的地位相对较高，许秀才见县官而不跪。知县虽为一县父母，也是担待不起的。

　　“王秀才，何须行此大礼？”

　　王秀才道：“李翁容禀，晚生有一事相求，乞李翁应允。”

　　以上对话，简单之极，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何为“翁”？

　　王秀才口中的“翁”非指老头儿，亦不是长辈，乃是尊称，“翁”之待遇，原只有三品以上大员才受得起，真的德高望重或位高权重者，方称之为翁。

　　所谓礼仪，乃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出口有礼，举止大方，每一个人、每一种身份，皆有称呼，有出处，乱来不得。礼仪之邦，无非如此。

　　后来，巴结之风盛行，将奉承阿谀谓之礼仪，与人交往，尽量贬低自个儿，则使了劲儿抬高对方，渐渐地“翁”之地位越行越低，直至连县令亦称为翁，天下官员无不翁字当头。

　　再以王才秀口中的“晚生”一词来说，所谓晚生，原指晚些考科的士子，那么晚多久才算是晚生呢？七科二十一年也！

　　可见晚生一说，乃是后辈末学见前辈时的自称，非是随口乱诌的。争奈世风日下，好端端的礼仪，竟是这般的被糟践了。

　　在万历年，有一小吏，乃南京翰林院的孔目，已是六旬余外的花甲老者，时逢元旦[元旦，指春节。]，照例向上级投名刺，哪承想送上去后，又被退回。

　　孔目不解，问同僚何故。同僚阅了其名刺，笑道：“你文后所署的是官职姓名，怕是犯了忌讳。”

　　孔目兀自不解，问道：“不知犯了哪个忌讳？”

　　同僚道：“既是送予上级的名刺，文末该署晚生。”

　　孔目不以为然，道：“我的年纪比他大上一轮有余，如何还称晚生了？”

　　“这何奇之有啊？”同僚道，“不过是自谦的称谓罢了，虽说长幼有序，但身在官场，何以为生？尊卑有别也。生存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孔目明白了，所谓礼仪，生存之道也！况且朝野上下，无论年长年幼，皆称晚生，你若固守旧礼，反倒是冥顽不灵了。故又重投名刺，这才无事。

　　还有一称呼，谓之老爷。有明以来，原是只有九卿、翰林、各司、府的长官，方有资格被人称为老爷，即至少从五品以上官员方可。然实际上呢，普天之下但凡戴了乌纱的，无不是老爷。老爷成了当官者的代称。

　　本该是雅事，然无论如何高雅，一旦越过底线，就是恶心了，比如字、号，亦如斯。

　　字号原是文人雅士乐衷之事，发展到后来，却已非雅士之专利了。

　　话说有一位铁匠，姓李名三，人称李铁匠，经人指点，做起了生意，发家致富。因有人提醒，你如今乃是有身份之人，须改个称谓。

　　李三一听，迭连称是，姓名源自父母，不可更改，那便取个文雅些的字吧，于是取字岳亭，自此五里八乡人皆称李岳亭，李铁匠之称号再无人呼之。

　　又有一位木匠，姓张名权，家中并不富裕，常为人白眼。自打开了布行，家事日盛，由是改名张仰亭，无人再予其白眼。

　　此二则故事，出自《醒世恒言》，倒不是说字号在各行各业流行不妥，然取字成了身份、权贵之象征，却是与风雅再无干系了。

　　更有甚者，奴仆、舆隶、乞丐、车夫、落草的山贼、小偷，无不人人一个雅号。

　　列位看官莫要惊讶，有明一朝，重文轻武，文人雅士之地位自然突出，文学大盛，百花齐放，贩夫走卒取个字号，给自个儿镀层金，本也无可厚非，然有时却也不免闹出笑话。

　　说是某县衙的公差，逮了几个强盗，捕头将强盗头子按倒于地，喝问：“你抢劫掳掠，为害乡里，知罪吗？”

　　那强盗头子道：“泉石知错矣！”

　　捕头也非什么文化人，听得此话，反倒愣了一愣，道：“你说的甚么？”后问旁边的几个喽啰方知，原来此人原名张大狗，因脸上有条疤，在江湖上人称张大疤子；其觉不雅，找了个秀才，取字泉石。

　　捕头闻言，忍不住怒笑道：“竟是比老子还风雅！”

　　有些粗人，发家之后，不通文墨，又想取个雅致些的字号，还有花钱请文士取字号的。

　　说是有个王姓皮匠，后为一方巨富，造了一座庭院，花银子请吴伟业取名。

　　那吴伟业何许人也？乃苏州府太仓人，字骏公，号梅村，崇祯四年的进士，诗文奇绝，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实是赫赫有名的文人。当时见王皮匠相求，他倒也不拒绝，欣然提笔，写下“阑玻楼”三字。

　　王皮匠也看不出是何意，只觉风雅之极，便命人裱了，挂于庭院之内，沾沾自喜。

　　有人问吴伟业，何以要给王皮匠那等粗鄙之人题匾，“阑玻楼”又有何典故？吴伟业笑道：“别无他意，不过东门王皮匠耳！”

　　显然，真正的文人，对此亦是厌恶的，恰如满天下的“翁”“老爷”，抑或是写得几篇随笔，便自以为可著书立说一般，满条街皆为“先生”“老师”，真文士焉有不反感之理？只不过面对大趋势，无可奈何，趁机恶作剧一番，以泄私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