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画框与画笔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少年和少女时期的人生，仿佛刚刚绷紧于画框内的画布；其后上面的每一线条，每一色彩，都是要由自己来一笔笔画上，一笔笔涂上的，是谓人生之底色……

　　如今想来，我的话并不完全符合人生的真相。甚至，简直可以说很不符合。或更干脆地说，对于“人之初”而言，世上根本不同的例子举不胜举。

　　因为我的话无疑会给人一种不是人生真相的意思，那就是——仿佛一切人之人生的底色，皆由是少年和少女的他们或她们自己来决定。

　　其实，人生的真相哪里是这样的呢？

　　人生的一种真相便是——在一个人尚未出生之时，就已开始有人为之定制画框了，就已开始有人在他或她以后之人生的画布上，画最初的线条涂上最初的色块了。

　　三十几年前，瑞典上着小学的王子，因为学年考试有两门主科不及格，不仅整个王家忧心忡忡，几乎全国家的人都陷于焦灼不安。有许多人竟为此失眠，还有许多人竟流泪不止。补考成绩公布那一天，瑞典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守在电视机前，期待着“重要新闻”……当新闻播音员报道：王子的补考及格了！于是举国一片欢庆……

　　小学生，“人之初”也。

　　但如此这般的“人之初”的线条和色块，哪里是由自己画在和涂在自己人生的画布上的呢？

　　大约是在去年或前年吧，日本的天皇夫人怀孕了，于是成为全日本的新闻和大多数日本人关注的焦点之事。日本人都希望她生下的是儿子而非女儿，因为日本的天皇一向是由男人来接位的。他们还不情愿像英国人那样以顺其自然的心理接受一位女天皇。日本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预测，如果皇后生的是儿子，那将会对日本的股市行情有积极的刺激；会抑制通货膨胀；会削弱失业率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状况……

　　看，一个人还没出生呢，其人生的画布上，不是有了太复杂也太古怪、太超现实主义的线条和色块了吗？

　　记不清是英国的哪一代王子了，大约是乔治六世的事吧——他在玩具店里看到了一架木马，特别喜欢，又没有勇气向父母要钱买，于是给外祖母写了一封信，满以为可以获得两英镑；不料是上代女王的外祖母郑重地回信道：“你已经到了该懂事的年龄了，所以你应懂得金钱对人的重要性，它必须花在值得的方面……”

　　虽然王子并没从外祖母那儿获得两英镑，但他还是得到了那架特别喜欢的木马——他以四英镑的价格，将外祖母的信卖给了收藏家……

　　看，他人生画布的底色上，已经有了极具商业色彩的线条和色块……

　　古时的中国，指腹为亲是常事；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童养媳现象也是常事；而即使在今天，私生子现象在外国仍屡见不鲜……

　　如此这般的人生底色，皆非自己情愿的，而且是自己无可奈何的。

　　贫富差距，使“人之初”的画布，往往在人出生前便有了不同的框子，或根本没有；家庭变故，使“人之初”的画布，往往底色阴暗，线条扭曲，甚至在自己还一笔没往上画什么、一笔没往上涂什么时，已有破洞……

　　“人之初”，有的框子是金镶玉的；有的框子是银饰珠的；有的框子是名贵之木的；有的框子本身已是艺术品；而有的框子却可能是很旧的，上几代人的“人之初”一代代用过的；而有的框子可能已经快散了，背面用些胶条加固着；而有的人的“人之初”，既没画框，也没画笔和颜色，只不过是一片麻袋片充当着画布。笔和颜色，是得自己以后满世界去发现去寻找的；不像另外一些人的“人之初”，一排一排的画笔和一盒一盒的颜色，和一个华丽的画框，和一匹上等的画布，已为之预备好在那儿了。最初画得多么不成样子也不打紧，等于练笔……

　　然而，世界上一概人的“人之初”，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也是公平的，那就是——无论男女，在二十岁，最迟二十五岁以后，所谓“人之初”的年龄都将一去不返。而人生其实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上好的框子也许恰恰框住了某些人的人生；那“人之初”几乎一无所有的人，没有什么可沉湎其中，倒反而走出了自己的，而非是别人替自己竖立了路标的路。我们都知道的，后一条路，往往倒更多些人生的况味和精彩……

　　我与儿子

　　我曾以为自己是缺少父爱情感的男人。

　　结婚后，我很怕过早负起父亲的责任，因为我太恋爱安静了。一想到我那十二平方米的家中，响起孩子的哭声，有个三四岁的男孩儿或女孩儿满地爬，我就觉得这简直等于受折磨，有点儿毛骨悚然。

　　妻子初孕，我坚决主张“人流”。为此她倍感委屈，大哭一场——那时我刚开始热衷于写作。哭归哭，她妥协了。妻子第二次怀孕，我郑重地声明：三十五岁之前绝不做父亲，她不但委屈而且愤怒了，我们大吵一架——结果是我妥协了。

　　儿子还没出生，我早说了无穷无尽的抱怨话。倘他在母腹中就知道，说不定会不想出生了。妻临产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惴惴不安，日夜紧张。

　　那时，妻总在半夜三更觉得要生了。已记不清我们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也记不清半夜三更，我搀扶着她去了几次医院。马路上不见人影，从北影到积水潭医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心地走，大约三小时。

　　每次医生都说：“来早了，回家等着吧！”妻子哭，我急，一块儿哀求。哀求也没用。始终是那么一句话——“回家等着，没床位。”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她大概因为自己老没个准儿，觉得一次次折腾我，有点儿对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确是“刻不容缓”了——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车将她推到医院。医生又训斥我：“怎么这时候才来？你以为这是出门旅行，提前五分钟登上火车就行呀！”反正我要当父亲了，当然是没理可讲的事了。总算妻子生产顺利，一个胖墩墩的儿子出世了。而我半点喜悦也没有，只感到舒了口气，卸下了一种重负。好比一个人被按在水盆里的头，连呛几口之后，终于抬了起来……

　　儿子一回家，便被移交给一位老阿姨了。我和妻住办公室。一转眼就是两年。两年中我没怎么照看过儿子。待他会叫“爸爸”后，我也发自内心地喜爱过他，时时逗他玩一阵。但那从所谓潜意识来讲是很自私的——为着解闷儿。但心里总是有种积怨，因为他的出生，使我有家不能归，不得不栖息在办公室。

　　夏天，我们住的那幢筒子楼，周围环境肮脏。一到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点蚊香，喷药，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蚊子似乎对蚊香和蚊药有了很强的抵抗力。

　　有一天早晨我回家吃早饭，老阿姨说：“几次叫你买蚊帐，你总拖，你看孩子被叮成什么样了？你真就那么忙？”

　　我俯身看儿子，见儿子遍身被叮起至少三四十个包，脸肿着。可他还冲我笑，叫“爸……”我正赶写一篇小说，突然我认识到自己太自私了。我抱起儿子落泪了……当天我去买了一顶五十多元的尼龙蚊帐。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修晓林初次到我家，没找到我。又到了办公室，才见着我。我挺兴奋地和他谈起我正在构思的一篇小说，他打断我说：“你放下笔，先回家看看你儿子吧，他发高烧呢！”

　　我一愣，这才想起——我已在办公室废寝忘食地写了两天。两天内吃妻子送来的饭，没回过家门。

　　从这些方面讲，我真不是一位好父亲。人们都说儿子是个好儿子，许多人非常喜欢他。我的生活中，已不能没有他了。我欠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太多，至今觉得对儿子很内疚。我觉得我太自私。但正是在那一二年内，我艰难地一步步地向文坛迈进。对儿子的责任和自己的责任，于我，当年确是难以两全之事。

　　儿子爱画画，我从未指导过他。尽管我也曾爱画画，指导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点儿基础还是够用的。

　　儿子爱下象棋。我给他买了一副象棋，却难得认真陪他“杀一盘”。他常常哀求：“爸爸，和我杀一盘行不行啊？”结果他养成了自己和自己下象棋的习惯。

　　记得我有一次到幼儿园去接儿子，阿姨对我说：“你还是作家呢，你儿子连‘一’都写不直，回家好好儿下功夫辅导他吧！”

　　从那以后，我总算对儿子的作业较为关心。但要辅导他每天写完幼儿园的两页作业，差不多也得占去晚上的两个小时。而我尤视晚上的时间更为宝贵——白天难得安静，读书写作，全指望晚上的时间。

　　儿子曾有段时间不愿去幼儿园。每天早晨撒娇耍赖，哭哭啼啼，想留在家里。我终于弄明白，原来他不敢在幼儿园做早操。他太自卑，太难为情，以为他的动作，定是极古怪的，定会引起哄笑。

　　我便答应他，做早操时，到幼儿园去看他。我说话算话。他在院内做操，我在院外做操。有了我的奉陪，他的胆量壮了。

　　事后我问他：“如果你连当众伸伸胳膊踢踢腿都不敢，将来你还敢干什么？比如看见一个小偷在公共汽车上扒人家腰包，你敢抓住他的手腕吗？”

　　他沉吟许久，很严肃地回答：“要是小偷没带刀，我就敢。”

　　我笑了，先有这点胆量也行。

　　我又对他说：“只要你认为你是对的，谁也别怕。什么也别怕！”

　　我希望我的儿子在这一点上将来像我一样。谁知道呢？

　　总而言之，我不是位尽职的父亲。儿子天天在长大，我深知我对他的责任将更大了。我要学会做一位好父亲，去掉些自私，少写几篇作品，多在他身上花些精力。归根到底，我的作品，也许都微不足道。但我教育出怎样一个人交给社会，那不仅是我对儿子的责任，也是我对社会的责任。

　　我不希望他多么有出息——这超出我的努力及我的愿望。

　　体恤儿子

　　现在，儿子是一点儿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没有了。稍微的一点儿也没有了。起码我这个父亲是这么看他的。

　　由小学生到中学生，他已算颇经历了一些事，或直白说是一些挫折。在学业竞争中呛了几次水，品咂了几次苦涩。

　　儿子自小就受到邻居的喜爱。“干妈”不少。“干妈”们认他这个“干儿子”，绝非冲着我认的。一个写作者的儿子没有什么稀罕的，在人际关系中对谁都不可能有实际的帮助。犯不着走“干儿子”路线，迂回巴结。当然也绝非冲着他亲妈认的。他亲妈，我的“内人”，乃工人阶级之一员，更是谁都犯不着讨好的。别人们喜爱他，纯粹是因为他自己有招人喜爱之处。长得招人喜爱，虎头虎脑，一副憨样儿。性情招人喜爱，不顽不闹，循规蹈矩，胆子还有些小，内向又文静。

　　在小学六年里，他由“一道杠”而“两道杠”，由小组长而班委，连续三年是“三好生”。这方面那方面，奖状获了不少。而优于我的一点是，“群众关系”极佳。同学们都乐于跟他交朋友。小学中的儿子，是班里的一个小“首领”，不是靠了争强好胜，而是靠了随和亲善。

　　六年级下学期，他非常在乎的一件事，便是能否评上“三好生”了。评上了，据他自己讲，就可以被“保送”了。然而儿子小学的最后一次考试，亦即毕业考试，却并没有考好。在我印象中，似乎数学九十六分，语文八十五分，平均九十点五分。结果可想而知，他在全班的名次排到了第二十几名。儿子终于意识到，“保送”是绝无希望了！

　　“但是我们老师说，一百二十三中也不错！以后可能升格为区重点中学呢！”

　　他这么安慰他自己，也希望他的父亲能从这番话中获得安慰。

　　我当然有些沮丧，但主要是替他感到的。

　　我说：“儿子，好学生不只出在重点中学里。你能自己往开了想，这一点爸爸赞成。”

　　在我印象中，一百二十三中是我们那一市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所中学。然而儿子连这一所中学也没去成。两天后他回到家里，表情从来没有过的抑郁。他说：“爸，老师说去一百二十三中的同学，名次必须在二十名以前。”我说：“那，你如果连一百二十三中也去不成的话，能去哪一所中学呢？”

　　“老师悄悄告诉我，推荐我去北医大附中。”听来倒好像老师们格外惠顾着他似的。而北医大附中，据我想来，已属“最后的退却”了。

　　我问：“你们老师不是说，考卷要发给家长们看看的吗？”——我这么问，是因为我凭着大人的社会经验，开始起了些疑心的。

　　“又不发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你自己怎么想？”

　　“我……怎么想也没用了……”

　　我说：“儿子，听着。如果你希望进一所较好的中学，爸爸是可以试着办一办的，只不过太违反爸爸的性格。爸爸从来没给你开过一次家长会，觉得很愧疚，也是肯在你感到需要时……”

　　“爸你别说了！我不怪你。我去北医大附中就是了。”看得出，儿子是不愿使我这个“老爸”做什么违心求人之事的。然而儿子连北医大附中也没去成。第二天他接到同学打来的一个电话后，伤心地哭了。他被分到了一所仿佛是全市最差的中学。我说：“别哭，也许是不一定的事儿呢！”发榜那一天，结果却正是那么一回事儿。只不过他拿回了小学的最后一份“三好学生”证书。于是该轮到我安慰他了。

　　我说：“哪怕最差的中学，只要学生自己努力，也是有可能考上最好的高中的。你难道没有信心做一名这样的中学生？”

　　他流着泪说：“有的……”

　　于是开学那一天，我亲自送他去报到……

　　但是他的“干妈”们，和一直关心着他升学去向的我的朋友们，获知消息后，一个个都感到十分意外了，纷纷登门了——有的严厉地批评我对子女之不负责任，有的“见义勇为”地向儿子保证着什么……

　　在正式开学的第三天，儿子转入了一所重点中学——这是我根本没有能力扭转，也不知究竟该怎么去办的事。全靠别人们的热心……

　　如今，上了重点中学的儿子，仅仅一年，性情彻底变了，也成了家中最没有“业余时间”的成员——早晨我还在梦乡之中，他就已经离开家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晚上，妻子都已经下班了，儿子往往还没回到家里。一回到家里，就一头扎入他自己的小房间，将门关起来。吃过晚饭，搁下饭碗就又回到他的小房间……

　　有次我问他：“在同学中有新朋友了吗？”

　　他摇头。摇过头说：“都只顾学习。谁跟谁都没时间建立友谊。”

　　倒是他小学的同学们，星期天还常一伙一伙地来找他玩儿。瞧着这些小学的学友们在一起那股子亲密劲儿，我真从内心里替孩子们感到忧伤——缺乏友谊，缺少愉悦的时光，整天满脑子是分数、名次和来自家长及学校双方的压力。这样的少年阶段，将来怕是连点儿值得回忆的内容都没了吧？几分之差，往往便意味着名次排列上前后的悬殊。所以为了几分乃至一分半分，他们彼此间的竞争态势，绝不比商人们在商场上的竞争性缓和……

　　由我的儿子，我也很是体恤中国当代的所有上了中学的孩子们。他们小小年纪，也许是活得最累的一部分中国人了……

　　恰同学少年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了只剩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这是鲁迅为他的《野草集》所作的“小引”。

　　文中还有一段，进一步告白他的回忆感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萝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写这“小引”时是一九二七年的五月，在广州。

　　鲁迅文章的遣词，有时看似随意，然细一品咂，却分明是极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织为“扰攘”；形容屏息敛气为“悚息”；而形容隐蔽又为“伏藏”。他是不怎么用司空见惯的成语的，每自己组合某些两字词，使我们后人读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语深刻多了。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居然用“离奇”二字来加以概括，这也是令我有“离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诡的意味。

　　近来便一再地回忆起我的几名中学同学。在我的中学时代，和我关系亲密的同学是刘树起、王松山、王玉刚、张运河、徐彦、杨志松。我写下的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回忆起他们时，如鲁迅之回忆故乡的菱角、萝豆、茭白、香瓜，那都是养育百姓生命的鲜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几名中学同学，除了徐彦家的日子当年好过一些，另外几人则全是城市底层人家的儿子。用那些生长在泥塘园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认为倒也恰当。与鲁迅不同的是，我回忆他们与思乡其实没什么关系，更是一种思人的情绪。自然，断不会生出“也不过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觉如沐煦风，体味到弥足珍贵究竟有多珍贵。

　　我和树起在中学时代相处的时光更多些。我家算是离校较远了，大约半小时的路。树起家离校更远，距我家也还有二十分钟左右的路。那么，我俩几乎天天结伴放学回家是不消说的了。走到我家所住那条小街的街口中，通常总是要约定，第二天我俩在街口相等，一块去上学。路上是一向有些话题可说的——学校里的事、班级里的事、各自家里发生的烦恼、初中毕业后的打算、谁在看一部什么小说，等等。有时什么也不说，只不过默默往前走，那是要迟到了的情况下。还有时一同背着课文或什么公式往前走，因为快考试了。树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间，比我的家还小，还不成个样子。如今，中国的城市里绝对见不到那样的人家了，在农村也很少见了，一旦见了，会令富有同情心的人心里难受，潸然泪下的。那样的家，简直可以说成是土坯窝。回到那样的家，差不多可形容为一头钻进窝里。但在当年的哈尔滨，那样的人家千千万万。正因为比比皆是，所以小儿女们并不觉得自己多么可怜，并且照样爱家、恋爱，在乎家之安全和温暖，仿佛小动物之本能的喜欢家。树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样的家里。当年他的父母亲都已经快六十岁，在我们几个同学眼中是确确实实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亲还在工作着，是拉铁架子车的。如今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找到那样一种车肯定是很难的了，可在当年那是哈尔滨市特别主要的一种运载车。一般情况下不是谁有钱就容易买到的，得凭证明，属于“劳动资产”。

　　我和树起一起上学去，有时他会给我一个大的蒸土豆，或半块烙饼。若是夏天，或一个大的西红杮、一条黄瓜。那是挨饿的年代，给人任何可吃的东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义。他心里就是那么有我。记得有次他还给了我几块很高级的软糖，我极享受地吃着时，他告诉我他的三姐结婚了。他有四位姐姐，这着实是令我们几个羡慕的。

　　树起学习很好，数理化及俄语四科成绩在班里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具有天生的似的同情心，眼见不正义的事他是很难做到上前干涉的，而发现一位老人或孩子当街跌倒了，他是那种会赶紧跑过去扶起来的少年。“文革”前，我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争论。这么好的同学，我和他争论什么呢？他对人对事的看法，我一向认为是客观公正的。

　　“文革”中，他的表现也很“特别”。他是班里的好学生，完全置身事外不行的。他从没亲笔写过大字报；别人写了让他签名，以示支持，那他也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倘觉得批判的内容不符合事实，那么他就会拒绝签名。倘觉得其中一句话甚或一个词对被批判的人具有显然的侮辱性，他竟会要求对方将那句话或那个词涂抹了。若对方不，也不签名的。他决不会打人的，不管对方是谁。即使是一个公认的“反革命”，他也并不认为于是便有权利进行侵犯。谁做过那样的事，他对谁是极嫌恶的。他这一种“特别”，当年深获我的敬意。

　　但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因为有次在我家里，我说了一句对伟大领袖极不敬的话。

　　“文革”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国小说，那些文学作品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革”中凸显了。树起他当时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是：“你再也不许这么胡说八道！”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只对你一个人说嘛。”他说：“我没听到。什么没听到。你发誓，以后再也不说类似的话了，对我也不说了。”直至我发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气。当年他替我极度担心的样子，以后很多年，都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然而事情并没完，后来他又召集了张云河、王松山、王玉刚三个再次郑重地告诫我。云河就问：“晓声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玉刚说：“别问了呀，肯定是反动的话啊！”而松山则说：“这家伙，一贯反动，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啊？”云河又说：“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反动的话呢？树起你说来我们听听，一块儿评论评论，果然反动，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树起张张嘴，摇头道：“我不重复！”

　　我只得自己承认：“是有点儿‘反动’。”

　　树起又说：“你如果哪天打成现行反革命了，让我们几个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那我们难受不？揭发你，那我们能吗？我们几个都不会在政治上出什么事，就你会！你今天不再当着他们三个发出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们三个，见树起说得异常严肃，一个个也表情郑重起来，皆点头说对，之后就一起看着我，等待我发誓……

　　当年我们五个初三生，真是好像五个拜把子兄弟一样，虽然我们不曾那样过。“情义”观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们五个之间根深蒂固了，如今却记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家在上学去的同一路线上。虽说是同一路线，但上学是不可能一个找一个的，那我和树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学回家，则都走得从容多了，便常常一齐走。先陪云河走到家门口，依次再陪玉刚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树起分手。寒来暑往，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走下来，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接近着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随便。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热的。当年我们的父母那样一些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而既真诚了，亲热也就必然了。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也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有文件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

　　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妆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得好。”

　　而松山曾说：“‘啊’少几个也行。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

　　云河曾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饱满呢？”

　　树起则作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且莫以为以上那些词，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说出。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长大在城市贫民大院里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世上人事的是非对错。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如何的尺度。我们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原则。

　　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感恩于父母的。

　　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还要看是否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过。我们五人中，树起是团员，在政治方向上，我们都与他保持一致。

　　树起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去做，学工强调在前，我们应该先学工。

　　于是我们去到了松江拖拉机厂。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劳动。我们是不怕累的。因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粮也在所不惜。但，那厂里的工人阶级**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人多势众，叫“革命造反团”；一派人少，以老工人为主，叫“红色造反团”。“红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视为“不可救药的保守组织”，后又干脆被宣布为“反动”的了。偏偏，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一车间里，基本全是“红色造反团”的老工人。他们对我们很爱护，我们觉得他们都很爱厂，都很可敬。学工的学生只埋头苦干地劳动是不行的，还要积极参加工厂里的“造反劳动”。“革命”的造反，“红色”的也造反，究竟应该跟随哪一派造反，我们困惑了，为难了。

　　树起倒很**，其实也是没了主张。他说：“听大家的。”云河说：“我觉得曲师傅一点儿都不反动，是个好工人，使人家伤心的事我不做”——曲师傅是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工人。松山说：“我觉得这车间里的老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玉刚说：“我的看法和他俩一样。”树起又说：“那，我明白你们三个的意思了。晓声，你的态度呢？”我果断地说：“咱们支持‘红色’的，帮他们把‘反动’的帽子还给‘革命’的！”

　　于是我们在“革命”的和“红色”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反动”的，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

　　我又写起“文革散文”来，仿“九评”的风格，一评、二评、三评连续《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看的人居然还很多，反响还很大。曲师傅不安了，老工人们感动了；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性斗争。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将那种卷入视为己任，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在大门口被阻拦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红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办所谓的“悔过学习班”了。

　　我们五名中学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来，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也仿“九评”的风格，曰一评、二评、三评……

　　那个冬季，我们多次去曲师傅家看望他，最后一次才见到他。他的思想很顽固，被放出得晚。他没写“悔过书”。“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是他徒弟，拿他没奈何，没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

　　来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市一展开动员，我就报名下乡了。一则是，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太缺钱了，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二则是，我对“文革”厌烦透了。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非是闹剧是悲剧。即使以闹剧开始，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于是有人搭赔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那一项工作由军宣队员主持。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一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这样看待谁或那样看待谁。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

　　但在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应——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

　　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和我起码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属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居然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宁可没有。有了，对他们不公平。

　　在我的极力争取下，他们的鉴定中也有了当年被认为举足轻重的四个字。

　　我的坚持感动了一位参加做鉴定的校“革委会”的老师，他提议在我的鉴定中加上了“责人宽，克己严”四字。

　　不久就要分别了，四个好同学对我依依不舍，几乎天天都到我家去一次。没事也去。没什么话说也陪我一块儿沉默。他们因为没报名和我一块儿下乡，都挺内疚，仿佛意味着愧对友情似的。我则安慰他们，各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没人逼到头上，何必非走？何况，树起、云河、松山，他们学习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学是手拿把掐的事。他们的家长也都有意培养他们，那为什么要放弃志向呢？至于玉刚，他只有姐妹，是家中独生子，他父亲长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万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吗？

　　我这么劝慰，他们个个释然了。

　　和我同一批下乡的只有杨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十二名学生，我们班就走我俩。

　　志松也到家里来过一次，恰巧树起他们四个在。志松家住学校附近，所以此前他与我们接触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们都觉得最与我们性情投合的，那就非他莫属了。

　　树起郑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有头等大事托付给你。”

　　志松愣愣地问什么事。

　　云河反应快，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朝我翘翘下巴说：“我们把他托付给你。没我们在身边了，你一定要多操点儿心，别让他哪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松山附和道：“对对，这可真是头等大事！别的方面我们对他都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他这里边太复杂了。只想不说还行，万一不该那么想的还偏要那么想，还要忍不住说，后果严重了！”——他说时指自己太阳穴。

　　玉刚最后说：“我们授你权，他一胡思乱想，你就替我们敲打他。”

　　志松乐了，指点着我说：“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他们几个把你交给我了！如果到了广阔天地你还胡思乱想，想了还说，看我不收拾你！……”

　　当年的我们，本不过个个都是贫家子弟，而且又都是中学生，哪里谙知政治风云？又怎么能参与什么国家大事？于我，实在是由于耳闻目睹人斗人的冷酷乱象，厌恶之极，也压抑之极。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图释放罢了。对“文革”反动一下，却枉有此心，并无此胆。顾及家境，于是顾及自身，学做一个隐忍之“愤青”。于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个，实在是怕他们的情义册上，哪天不得不划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树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儿，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现为凶恶，他内心就挣扎了，郁闷了，认为是“革命”的耻辱，不屑为伍了。

　　而云河、松山、玉刚三个，却只想本本分分地做人，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当成是“专门好那个”的人的事。何况那等样的所谓“革命”，在他们看来是“集体演戏”，还怎么邪性怎么演。他们做“逍遥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样。

　　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

　　杨志松的父亲和刘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六十岁了。他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无关。那一年他父亲病了，看起来以后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自己小家庭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十八元工资。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但出于对全家今后生活的考虑，他下乡的决心毫不动摇。

　　有他这一名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我说：“当然。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

　　他乐了，又说：“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

　　事实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没太使他操心过我的思想和我的嘴。远离了城市，家愁不再是每天直接面对的了，令我嫌恶的“文革”现象也看不到了，便有一种心情豁然开朗的感觉。不太习惯的是每天三顿饭前必得正儿八百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饭，完全可以不那样的。但一到了连队，别人都那样，自己不习惯也得习惯！在食堂吃饭的老战士们原本并不那样的，见知青们那样，也只得那样了。而这一“革命”的日常仪式，是由几名女知青带的头。志松倒是很适应。我看出他还有几分喜欢那样。当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

　　某日，他背着人问我：“‘敬祝’时你为什么好像是被迫的？”

　　我告诉他：“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宗教的书。那本书里说，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发慌。而宗教规定了餐前祈祷，其实从心理学上看，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暗示方法。而使人革命，不该借助宗教手段……”

　　他问：“你怎么能看到那么一本书？”

　　我说：“我家隔壁收破烂的邻居收回来的一本残书，没头没尾。我一翻，觉得里边在讲我从不知道的知识，所以带回家读完了。”

　　他又问：“后来书呢？”

　　我说：“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不值得收藏起来，做饭时烧了。”

　　他一拍我肩：“烧了就对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装出高兴‘敬祝’的样子，还绝不许对别人说你刚才那番话！”

　　其实，不仅志松、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人，也都多次同意过我对当年现实的不少看法。我记得云河曾当着我面对另外三个说：“有时候我喜欢听晓声的一些想法。”而平时最为少言寡语的玉刚则说过：“难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烧书……”

　　志松又这么说：“忘了那本书里怎么写的！你要把‘敬祝’当成好玩儿的事，我就是当成好玩儿的事。或者，内心里也可以这么想，咱们真敬祝的是咱们爸妈。”

　　我愣了愣，问：“你内心里这么想过？”

　　他说：“对！”

　　麦收一开始，每一名知青都领教了什么才叫“累”。一累，谁都没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头了……

　　我下乡前，家中被褥刚够铺盖，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以来，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头上脸了。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带的东西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对梁晓声负有保护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分明的，他真的随时准备为我和别人打架。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末，又一大批一百多名知青于深夜被卡车送到了连队。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循声找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了，那我们仨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后，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之，亲得流泪了。

　　他们三个是可以到离哈尔滨较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我俩在一起，却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一团。

　　志松埋怨他们没先写信告知一下。

　　云河说：“要给你俩一个惊喜嘛！”

　　松山老诚，承认是因为临时决定，走得急，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到一个家信信封就来了。

　　那时树起已如愿以偿上高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去黑龙江边的以饶河鄂伦春族为主的一个小村插队了。我们接到他寄自那个小村的信后，一个个都嗒然若失，感到实在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兵团最觉舒心的时光，便是那以后的两年。与四个亲如兄弟的好同学朝夕相处，一概艰苦，几乎也都同时有着快乐的色彩。友谊确如一盆炭火。

　　那两年我如同有着多位家长的独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们几个会一起围着我进行安慰和劝解，志松还会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见我的棉裤太破了，处处露棉花了，就将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团发的一条新棉裤“奉献”给我了；玉刚和松山亲自动手，为我缝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探家了，都主动问我打算往家带多少钱，由他们来凑；我探家回来了，路上将志松家捎给他的包子吃得一个不剩，他也只不过这么抱怨：“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人留一个呀！……”但那样的时光仅仅两年多一些日子。

　　先是，志松调到团报道组去了，在国庆和春节的长假期间才有机会回连队看我们几个，最多也就住一两天。接着云河调到别的连队当卫生员去了。而两年后，志松上大学了，松山和玉刚随他俩的排调往别师的化工厂去了。

　　我自己，则经历了当小学老师、团报道员以及被“精简”到木材厂抬大木的三次变动。

　　正如我亲密的同学们所经常担忧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终竟真是由于思想由于话语。

　　但即使在那两年里，我的思想也还是有着一处可以安全表达的港湾，这便要说到徐彦了。

　　徐彦的家境，在我们班级里，当年也许是最好的了。他父亲是市立一院的医生。他母亲原本也是医生，因为患有心脏病，长年在家休养，但享有病假工资。而他哥哥曾是海军战士，复员后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厂里。徐彦是我们班几个没下乡的同学之一，也在他哥哥那个厂里当车工。我在班里当“勤务员”时，几乎去遍了全班男女同学的家，徐彦的家当年是最令人羡慕的家。不只我羡慕，每一个去过的同学都印象深刻，羡慕不已。房子倒不大，前后皆有花园，是有较高地基的俄式砖房。前窗后窗的外沿，砌出了美观的花边。门前还有数级木板的台阶，冬季一向扫得很干净，夏季徐彦还经常用拖布沾了水拖，那大约是他主要的一项家务。哈尔滨人家，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来水。但徐彦家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而我们几个，都从小抬过水，长大后以挑水为己任。我们在中学时代也是都没穿过皮鞋的，但他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论冬夏，他一向衣着整洁。最令我们向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间，而是有“门斗”、厨房，分里外间的单独一小套，并且也是木地板。说到地板，我们几个的家里竟都没有。云河家的屋地要算“高级”一点儿了，却也只不过是砖铺的。另外几家的屋地，泥土地而已。那样一套小屋子，与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个大院里。在那个大院里，几户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么一套小屋子。他居然还拥有一架风琴，就在那小屋子里。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他当年实在是可以算作“富家子弟”了。他还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礼，我们几乎从没听他大声嚷嚷着说过话。他如果生气了，反而就不说话了。他的性格属于沉静的女孩子那种类型。

　　倘以我们的学校为中点，我们几个的家在同一边，而他的家在另一边。每天放学，一出校门，我们和他便反向而去了。在学校里，课间我们和他也是不太主动接触的。他终究还是成了我们情义小团体的一分子，起先是由于“文革”。“文革”中我们的身份虽然还是中学生，却没课可上了。于是以前不太来往的同学之间，相互也开始靠近了。后来，则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近了。在我们初一下学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在我们初二上学期，他才读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因为一点儿在学校里受的闲气，隔夜之间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亲听我说了，非要求我带她去徐彦家认认门，为的是以后经常向他的父母取经，学习怎样做好患精神病的儿女的家长。我无奈之下，只得于夏季里的一个晚上引领母亲去到了徐彦家。恐怕自己陪得无聊，我还带上了一部小说，是《希腊悲剧选集》，也是从邻居卢叔家收的旧书堆中发现的。

　　母亲和徐彦的父母说话时，徐彦将我带到了他住的屋里。由于他的沉默寡言和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现得极矜持，低头看书而已。他则坐在我旁边表现着主人应有的热情，隔会儿一句找话跟我说。而他不说什么时，我则不开口。终于，他也问我看的是什么书。这一问，帮我打开了我的话匣子，对他讲起了书里的故事。两个多小时后母亲才告辞，而徐彦还没听够呢。几天后他受他父亲的吩咐，到我家来送安眠药，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仍收藏着的十几部书，建议他选一两部带回家去看。

　　他说：“这些书以后不会再有了，如果别人在我家看到了也向我借，万一还不回来怎么办？我这人嘴软，别人一开口借，我肯定会借给的。”

　　我说：“失去了，我认了，绝不埋怨你。”

　　他想了想，却说：“我还是不借的好。以后咱俩在一起，我听你讲就是了，我爱听你讲。”

　　后来，母亲经常独自去他家，成为他家常客。因为儿女患同一种病，我的母亲和他的父母之间，渐生相互体恤的深情。当年即使有证明，也只能一次从医院买出十几片安眠药，而徐彦的父亲，可为母亲一次买出一小瓶来，这减轻了母亲总去医院的辛苦。自然的，我和徐彦的关系也逐渐亲密了。我以每次见到他都给他讲故事的方式报答他父亲对我家的帮助。

　　他哥哥参军了，他妹妹有那样的病，他母亲还有心脏病——这些综合理由，使他可以免于下乡。

　　我下乡后，每从兵团给他写信，嘱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亲；教导我的弟弟妹妹们听母亲的话；实际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对我的嘱托一向当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实我觉得他是不善于安慰人的，但却是特有耐心的倾听者。他的心也善良得如同一位院长嬷嬷。我想我的母亲向他倾诉心中的悲苦时，一定也仿佛是在向对具有宗教般善良情怀的人倾诉吧。

　　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

　　“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

　　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大概要想半天。

　　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给他写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

　　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文字：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

　　在我上大学前的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一位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比之于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之中。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一旁的陪听者。他的父母，既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有社会良知的那类。每逢我讲到义愤时，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者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地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每次我走他都送我，有时送出很远。

　　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不能跟别人说。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我就说：“行。”他说过：“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睇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当年，当年，当年真是难以忘怀，有那样一些中学同学的情义，如同拥有过美好爱情。因为那样一种情义，我决定我死前要对这个世界虔诚地说：“谢谢。”

　　去年我回家乡城市，我们所有以上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大家都老了，也都还在为各自的家庭劳作。树起两口子都退休了，他曾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过一个小饭店，没挣到多少钱还累出了心脏病；徐彦为了帮婚后的儿子还买房贷款，虽也退休了仍得找活干，在外县的一处工地上开大型挖土机；志松从一份医学杂志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后，在家带孙子，偶尔打麻将；云河、玉刚、松山也都白了头发，而我已十几年没见到他们了。彼此脸上都有被人生折腾出来的倦容，却又都竭力表现出快乐，争取给朋友们留下毫无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远忧近虑。

　　树起缓缓饮了一口茶（他心脏做手术后滴酒不沾了），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终于可以放心了。”

　　志松反应快，紧接着说：“当年你们几个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可尽到了啊！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上学，我已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南京，还专程绕到上海，告诫他务必学会保护自己呢！……”

　　云河说：“做得对，应该表扬！他上大学那三年，据说中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更多了。”松山说：“要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可以放心了，那也还是早点儿。什么时候他不写了，咱们才能彻底放心。”玉刚说：“现在中国没有‘反革命’罪了。而且，我看这家伙的思想也不像当年那么‘反动’了……”

　　大家就都笑了。徐彦待大家笑过，也看着我说：“别深沉了，讲讲吧！”我问：“讲什么啊？”他说：“讲国家呗。你当年最爱讲国家大事的呀！”我想了想，这么说了一番话：“中国现在问题很多，有些社会矛盾又突出又尖锐。可即使这样，我也还是觉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从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相比，是一个无望的国家和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的区别……”

　　玉刚乐了：“都听到了吧？不但不‘反动’了，还特革命了呢！”志松接着不客气地说：“你小子打住！当你是谁呀？大领导呀？在对我们做报告呀？不许装模作样了，喝酒喝酒！”于是除了树起，都擎起杯来一饮而尽。我也是。大家刚放下杯，树起又说：“但这家伙刚才的话，我完全同意。”云河问：“咱们刚才反对了吗？”松山他们几个就摇头。志松一一往大家的杯里斟满酒，站起来，朗声道：“本人提议……”我抢着说：“为情义干杯！”志松说：“错。我要说的是为中国的大有希望！咱们晚年的幸福指数还指望一点呢，过会儿再为情义干杯！”于是都站了起来，都一饮而尽。连树起，也将杯里的茶水喝光了。都老了的我的亲爱的几位中学同学，那时记得一个个写着倦意的脸上，呈现着难掩的期盼了……

　　“过年”的断想

　　我曾问儿子：“是不是经常盼着自己快快长大？”

　　他摇头断然地回答：“不！”

　　我也曾郑重地问过他的小朋友们同样的话，他们都摇头断然地回答并不盼着自己快快长大，说长大了多没意思哇。现在才是小学生，每天上学就够累了。长大了每天上班岂不更累了？连过年过节都会变成一件累事儿。多没劲啊！瞧你们大人，年节前忙忙碌碌的。年节还没过完往往就开始抱怨——仿佛是为别人忙碌为别人过的……

　　是的，生活在无忧无虑环境之中的孩子是不会盼着自己快快长大的，他们本能地推迟对任何一种责任感的承担。而一个穷人家庭里的孩子，却会像盼着穿上一件新衣服似的，盼着自己早一天长大。他们或她们，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为家庭承担起某种责任。《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不是曾这么夸奖过女儿么——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早当家的穷人的孩子。

　　有时我瞧着自己的儿子，在心里默默地问我自己——我十二岁的时候，真的每天要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到很远的地方去抬水么？真的每天要做两顿饭么？真的每个月要拉着小板车买一次煤和烧柴么？那加在一起可是五六百斤啊！在做饭时，真的能将北方熬粥的直径两尺的大铁锅端起来么？在买了粮后，真的能扛着二三十斤重的粮袋子，走一站多路回到家里么？……

　　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残存在记忆之中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情形都是真的。而又当然是真的，不是梦……

　　由于家里穷，我小时候顶不愿过年过节。因为年节一定要过，总得有过年过节的一份儿钱。不管多少，不比平时的月份多点儿钱，那年那节可怎么个过法呢？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亲，每个月寄回家里的钱，仅够维持最贫寒的生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体恤父亲，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这位父亲活得太累太累，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大家子七口人。他何尝不愿每年都让我们——他的子女，过年过节时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节的饭菜呢？我们的身体年年长，他的工资却并不年年涨。他总不能将自己的肉割下来、血灌起来，逢年过节寄回家呵。如果他是可以那样的，我想他一定会那样。而实际上，我们也等于是靠他的血汗哺养着……

　　穷孩子们的母亲，逢年过节时是尤其令人怜悯的。这时候，人与鸟兽相比，便显出了人的无奈。鸟兽的生活是无年节之分的，故它们的母亲也就无须在某些日子将来临时，惶惶不安地日夜想着自己格外应尽什么义务似的。

　　我讨厌过年节完全是因为看不得母亲不得不向邻居借钱时必须鼓起勇气又实在鼓不起多大勇气的样子。那时母亲的样子最使我心里暗暗难过，我们的邻居也都是些穷人家。穷人家向穷人家借钱，尤其逢年过节，大概是最不情愿的事之一。但年节客观地横现在日子里，不借钱则打发不过去。当然，不将年节当成年节，也是可以的。但那样一来，母亲又会觉得太对不起她的儿女们。借钱之前也是愁，借钱之后仍是愁，借了总得还的。总不能等我们都长大了，都挣钱了再还。母亲不敢多借。即或是过春节，一般总借二十元。有时邻居们会善良地问够不够，母亲总说：“够！够……”许多年的春节，我们家都是靠母亲借的二十元过的。二十元过春节，在今天看来仿佛是不可思议之事。当年也真难为了母亲……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大约是我上初中一年级十四岁那一年，我坚决地对母亲说：“妈，今年春节，你不要再向邻居们借钱了！”

　　母亲叹口气说：“不借可怎么过呢？”

　　我说：“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呗！”

　　母亲说：“那怎么行？你想得开，还有你弟弟妹妹们呢！”

　　我将家中环视一遍，又说：“那就把咱家这对破箱子卖了吧！”

　　那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买的一对箱子。

　　见母亲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买更新的、更好的！”

　　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帮我将那一对破箱子捆在一只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卖。从下午等到天黑，没人买。我浑身冻透了，双脚冻僵了。后来终于冻哭了，哭着喊：“谁买这一对儿箱子啊……”

　　我将两只没人买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进家门，我扑入母亲怀中，失声大哭……

　　母亲也落泪了。

　　母亲安慰我：“没人买更好，妈还舍不得卖呢……”

　　母亲告诉我——她估计我卖不掉，已借了十元钱。不过不是向同院的邻居借的。而是从城市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从前的老邻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邻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节，和父母弟弟妹妹聚在一起，过一次春节，而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牙全掉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嚼不动了，只有看着的份儿。弟弟妹妹们已都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针对我的想法说——“哥你又何必分什么年节呢！你什么时候高兴团聚，什么时候便当是咱们的年节呗！”

　　是啊，毕竟，生活都好过些，年节的意义，对大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现在也就不太把年当年，把节当节了，正如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即便是有所准备地过年过节，多半也是为了儿女高兴……

　　新蕾初绽最喜人

　　友人荐来魏廷屹的数篇散文，嘱我点评。

　　这名字使我以为她是男青年，看了简介，方知是女孩，还在读高三。那么，是“九零后”了。

　　读罢六篇散文，不禁从心底赞道：好一个文心细腻、笔触深情的女孩！难怪小小年纪，已是宜宾市及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了！

　　我读到的六篇散文是：《马尔代夫的海在流泪》《一克拉的眼泪很珍贵》《想念一米阳光》《黎明前的星空》《那年小小》《墨隐》。

　　前两篇散文短，是廷屹十五岁时写的。

　　先说第一篇。世人皆知，二零零四年印度洋发生海啸，几乎瞬间吞没二十余万人生命，举世悲哀，而马尔代夫，亦遭海啸**，成为印度洋很深的一道伤口。这篇散文写的是他者，一个叫任小乔的男孩。他五岁时产生一个大愿望，要在三十五岁前“走遍全世界”。至二十三岁，最想去马尔代夫，但父母都不同意。母亲直接说“危险”，父亲反对的理由是“马尔代夫在流泪”。又过了五年，他的愿望实现了，在马尔代夫住了一个月，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言：原来太阳也可以拭干马尔代夫的泪水，伤口也可以不流血，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永垂不朽……

　　十五岁的女孩，关注到了世界重大灾难，是心有大情怀的证明。然时间足以解构幸福感，消弭悲哀，却是不言而喻的。不言而喻之事理，其实也就不劳任何人写了。“永垂不朽”一词用在此篇散文中，又是不怎么恰当的。我读出了隐性的调侃意味——但调侃会抵消大情怀的真诚，这是应注意的。调侃只有用对地方，才呈现好的效果。

　　故坦率地讲，我认为这一篇是不成功的散文。

　　然而第二篇大为不同了。确乎，克拉只用来计量钻石的重量。

　　此篇的题目真的很好。感悟也好。

　　我想，相对于迄今为止一切印在纸上的文字，廷屹大约是将眼泪、钻石、克拉三个关键词联想在一起的第一人吧？眼泪也珍贵吗？她认为眼泪也珍贵，认为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所流的眼泪堪与钻石相比，甚至比钻石还珍贵。不是对眼泪每有所思所想之人，断无此等体察入微的感受。眼泪当然是从眼中流出的，可我们也会常说“心在流泪”。那么，写眼泪之珍贵，其实也是在写人心中某些“东西”是如钻石般珍贵的。十五岁的女孩而能有此联想、感悟，着实令我顿起敬意。此篇最短，但其联想同样珍贵，其感悟值得别人收藏。

　　但这一篇也有遗憾。不是所有的眼泪都珍贵，被情调吸引出来的眼泪是廉价的；“追星族”冒着鼻涕泡同时横流满脸的眼泪，在我看来也一钱不值。感动的眼泪、同情的眼泪、忏悔的眼泪，在我看来才是珍贵的眼泪。对于难以被感动、缺乏同情心、没有忏悔意识的人，则就更珍贵了。其泪一流，证明一颗心软化了，一个灵魂获得救赎了。此时之泪，比之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恋物情所流的泪更高一个等级，是极品泪。

　　此篇若能加入以上感想，虽短，可谓短美文矣。

　　《想念一米阳光》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回忆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由南方去往北方，与为生计而创业的父母住在“一间阴暗，窄小的屋子里”“床似乎总是紧挨着几十个酒箱子”。房间里充满酒糟味儿，看不到阳光，因为仅有的一扇小窗几乎被摞得很高的纸箱挡严了；陪伴她的只有小小的录音机和儿童节目中所讲的童话故事。某一天早晨醒来，终见一米阳光照进屋里，于是欣喜若狂，又恢复了开朗活泼的性格。从此，与那一米阳光结下了醇醇亲情……

　　我喜欢这一篇散文。

　　乃因，在许多“八零后”“九零后”那儿，清贫仿佛是可耻的、讳莫如深的、需要遮蔽的。所以，断不肯由自己写出来给人看。

　　清贫当然是人人都不愿过的生活。

　　但若觉得清贫可耻，那么天下所有含辛茹苦的父母，岂不是就都该自杀了吗？

　　廷屹意识中显然并没有那么一种错觉。她写得特坦率。而这一点，证明她是个内心极阳光的女孩。这是难得的。也是我喜欢此篇散文的理由。

　　《黎明前的星空》是一篇缅怀抗日烈士赵一曼的议论文——“我很幸运，与英雄是同乡”。赵一曼烈士也是我所崇敬的英雄人物。故延屹发自内心的议论，与我有共鸣。前边我谈到，“永垂不朽”一词，用在《马尔代夫的海在流泪》中不恰当，我认为用在此篇中才适当。

　　永垂不朽不是天天都被人们纪念着；而是，即使过了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人们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时，仍会从内心里油然而生敬意。

　　这样的历史人物是确实存在的。故我同时认为——怀疑“永垂不朽”有时是有意义的；而相信也是有意义的。

　　《那年小小》是写他者的散文。此篇中的他者是廷屹的姨妈，一位大约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女性。

　　作为“九零后”的廷屹，试图了解五六十年代人的经历，对于喜欢文学写作的她，这种自觉应予肯定。尽管姨妈少女时期的一段朦胧的梅竹恋情并不足以多么打动我这种年龄的人，但关注、关怀他者的人生、命运，不一味只写自己，以为唯有自己才最值得写——这一写作的方向是我一向主张的。

　　我希望这一方向，逐渐成为廷屹今后的写作理念。一味写“自我”难以持续。而他者构成社会，社会永远大于“自我”，故谁也写不完的。

　　《墨隐》是六篇中最长的写人物的散文。那一人物是一位居住在北京一条胡同里的、实际上终生未嫁的、孤身一人每月仅靠退休津贴过着普通生活的老人。她本富贵之身，曾是敌军某党高级将领的宝贝女儿。那英俊的男子不仅是她父亲的副官，还是她的未婚夫。他一次次窃取的绝密军事文件……他继续潜伏……读来像谍战片情节，然而却是真人真事。

　　难以想象，还是高三女生的廷屹，不但捕捉到了这么一种线索，而且成功地进行了采访，并在六七千字以内，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地写出了《墨隐》这样一篇散文！

　　此篇散文体现了廷屹相当不凡的采访能力和相当成熟的叙事水平。老实说，我认为，怎样诠释如此这般令人唏嘘不已的一段儿女情长的史事，委实有些超出了一名女高中生的认知范畴。但廷屹是明智的。她将笔墨集中于一个“情”字上，读来令人感慨万千。爱情在此篇散文中，被写得接近是信仰。此篇证明，廷屹这一名高中女生，在文学写作方面肯定是大有前途的。她这样的高中女生日后倘不成为作家，我觉得简直是不可能的……

　　祝她继续写出好作品！

　　“理想”的误区

　　依我看来，“理想”这一词的词性，是不太好一言以蔽之地确定的。我总觉得它也可以被当成形容词，因为它所象征着的目标必是引诱人的。它还可以被当成动词，起码可以被当成动词的前导词，因为有了理想往往接着便有追求，追求跟着理想走。

　　人类有理想，国家有理想，民族有理想，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通常也都有理想。而具体的、个人的理想，皆以他人的人生作参照。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是贵族了，甚至是王储，或公主……有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是亿万富豪了，因为他或她命中注定是庞大遗产的继承者……有一些人，生逢其时，吉星高照，以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终换来了累累商业硕果……有一些人，靠着天才的头脑，抓住了机遇，成了发明家，名下的专利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滚滚钱钞……有一些人，赖父辈的家族的权力背景而立，捷足易登，仅仅几步就走向了奢侈的生活水平……有一些人，受“上帝”的青睐，胎里带着优秀的艺术细胞，于是而名而富……有一些人，由时代所选择，青年得志，功名利禄集齐一身……商业时代的媒体，一向对这一些人大加宣传。仿佛他们的人生，既不但是大家的人生的样板，也是大家只要有志气，便都可以追求到的“理想”似的。

　　这一种宣传的弊端是，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之相当多的一部分，陷于对社会普遍规律、对人生普遍规律的基本认识的误区。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以上“一些”人之人生持什么否定的态度。我又不是傻瓜，和每一个不是傻瓜的人一样，毫无保留地认为以上“一些”人的人生，乃是极其幸运的人生。谁若能成为以上“一些”人中的任何一类，无疑将活得特别潇洒。那样的人生确是一种福分。姑且不论那样的人生也包含着可敬的或可悲的付出。

　　我要指出的是，那样“一些”人，实在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极少数的一类人，统统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几百万分之一。这还是指那样“一些”人中的“普通”类型。至于那样“一些”人中的佼佼者，则就是千万分之一了，比如整个亚洲半个世纪以来只出了一位李嘉诚和一位成龙。

　　那样“一些”人之人生，有的足以为我们提供成功人生的经验，有的却几乎没有任何可比因素。时代往往一次性地成全“一些”人的人生。时代完成它那一种使命，往往要具备不少先决的条件。时过境迁，条件改变了，那样“一些”人的人生，便非是靠志气和经验所能“复制”的了，只在精神激励的方面有“超现实”的积极意义了……

　　我主张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少年，不必一味仰视着那样“一些”人，开始走自己的人生之路：首先要扫视一下自己的周围再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再决定自己的人生究竟该怎么走。

　　扫视一下自己的周围便会发现，许许多多堪称优秀的男人或女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其实都正过着仅比一般生活水平稍高一点儿的生活。他们毕业于名牌大学，他们留过学，他们有双学位甚至顶尖级的高学位，他们敬业而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他们已经青春不再，人届中年，他们有才华和才干，也有所谓的“知产”……

　　但他们确乎的非是富有的“一些”人。

　　他们的月薪相对高点，但绝非“大款”。

　　他们住的相对宽敞但绝不敢奢想别墅。

　　他们买得起私车但必是“捷达”或“普桑”。

　　他们的人生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少说是在大学毕业后靠了五年的努力，多说靠了十年十五年的努力……

　　如果算上他们从小学考初中，从初中考高中，从高中考大学，进而考硕、考博所付出的孜孜不倦丝毫也不敢懈怠的学习方面的努力，那他们为已达到的现状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付出了多么沉甸甸的代价可想而知……

　　对于最最广大的中国人而言，没有他们那一种付出和努力，欲使自己的人生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也简直是异想天开！或曰：那也算是成功的人生吗？究竟可不可以算是成功的人生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我知道，那一种人生是很不容易争取到的。我主张正为自己的人生蓄力储智的青少年，首先应将这样的人生定为追求的目标。它近些，对它的追求也现实些。我并不是在主张无为的人生，我只不过主张人生目标的追求要分阶段，每一阶段都要脚踏实地去走。至于更高的人生的目标，更大的人生的志向，似应在接近了最近最现实的人生目标以后再拟计划……这便是我认为的社会的普遍规律和人生的普遍规律。倘连普遍都还难以超越，竟终日仰视“一些”人的极个别的人生，并且非那一种“理想”而不“追求”，则也许最终连拥有普遍的人生的资格都断送了……

　　飘扬起你青春的旗

　　青春是短暂的。

　　当我们“分解”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人生时，便尤见青春之短暂了。

　　从一岁到六岁，人牙牙学语，踉跄学步，处在如小猫小狗的孩提时期。除了最基本的饮食需要，再有一种需要那就是爱了，而且多多益善。孩提时期的人还不太懂得爱别人，无论对别人，包括对爸爸妈妈表现出多么强烈的“爱”，也只不过是最本能的依恋，所需要的爱也只不过是关怀与呵护。

　　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着近乎天然的诗性成分。

　　孩提时期的诗性成分乃是人性的单纯。

　　一个孩子酣睡在母亲怀里的情形是特别美特别动人的，他或她被父亲扛在肩头时的笑脸，是人类最烂漫的笑脸。

　　一个孩子所依恋的首先还不是父母，而是父爱与母爱。如果一个孩子失去了双亲，倘有另一个女人真能像慈母一样地爱这孩子，那么不久这孩子在她的怀里也会睡得像在最安全的摇篮中一样踏实；倘有一个男人真能像慈父般爱这孩子，并且也喜欢将这孩子扛在肩头上，那么这孩子脸上也会绽出同样快活的笑容。

　　孩子用本能感觉别人对他或她爱的程度，几乎纯粹是本能，不加入什么理性的判断，但孩子的本能也往往是极其细微的。某些孩子很善于从大人的表情、大人的眼里看出爱的真伪，这也几乎是本能，不是后天的经验。

　　在《悲惨世界》中，小女孩珂赛特夜晚到林中去拎水时第一次遇到了冉·阿让——他说：“我的孩子，你提的这东西，对你来说，太重了一点儿吧。”——于是替她拎着那桶水……

　　书中接着写道：“那人走得相当快。珂赛特却也不难跟上他。她已经不再感到累了。她不时抬起眼睛，望着那人，显出一种无可言喻的宁静和信赖的神情。从来不曾有人教过她敬仰上帝和祈祷，可是她感到她心里有种东西，仿佛是飞向天空的希望和欢乐……”

　　珂赛特当时的心情，正是我所言——人性在孩提阶段所体现出的那一种又本能又单纯的诗性啊。

　　珂赛特当时八岁，倘她是今天中国城市人家的一个孩子，那么她已经该上小学二年级了。

　　小学时期人有整整六年可度。

　　小学这一人生阶段的诗性体现在人开始懂得爱别人了。“懂得”这个词不太准确，实际上人生开始就生出对别人的爱来。小学生望着他或她所感激的人，目光中往往充满着柔情了。这时一名小学生的眼睛，无论是男孩或女孩，都是会说话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我认为这一点是从小学时期开始的。

　　中学时期人已是少男少女了，人生处在花季的第一个节气。这时人生的诗性无须赘言，但这时的人生还不是“青春”。因为这时的人生还缺少青春最本质的特征，那就是生命饱满外溢的活力。

　　到了高中，人开始形成自己相当**的思想了。人心里开始萌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爱意了。这爱意已不再是对别人给予自己的关怀和呵护的回报了，而体现为主动的对异性的暗怀其情的爱慕了。也有爱得**难分的情况，但大抵是暗怀其情。此时人生进入了青春期的第一个节气，正如惊蛰的节气之于四月。但高中是通向大学的最后阶梯，但凡是个初谙世事的儿女，都不敢松懈学业上的努力。这个人生最诗意盎然的阶段，其实最乏诗意可言。

　　整整三年的埋头苦读，或者考上了大学，或者遗憾落榜。

　　此时，当年的孩子十八九岁了。

　　考上了大学的，自我补偿式地品咂青春。而一到了大三大四，便又为毕业后的人生去向而时时迷惘、惶惑。遗憾落榜的，则难免陷入悲观。

　　青春有了另外的许多负重感。

　　如此“分解”起来，看得分明——青春从十八九岁真正开始，一直到一个人组成家庭的时候结束。

　　有些人做了丈夫或妻子，心理仍然处在六月般美好的青春期。他们青春期的诗性延续到了婚后。他们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但大多数人未必如此幸运，因为做丈夫或做妻子的角色责任、角色义务，因为家庭生活的诸多常规内容，制约着人惜别青春，服从角色的要求……所以许多中年人回眸人生，常喟叹青春短暂，而这也正是我的人生体会。我将青春短暂这一个事实告诉青年朋友们，当然不是想使青年朋友们对人生产生沮丧。恰恰相反，青春既然那么短暂，处在青春阶段的人，就应善待青春！珍惜青春！

　　而我最终想说的是——人啊，如果你正处在青春时期，无论什么样的挫折，无论什么样的失落，无论什么样的不公平，都不要让它损害或玷污了你的青春！

　　青春应该经得起失恋……

　　青春应该经得起一无所有……

　　青春应该经得起社会对人生的抛掷……

　　青春应该经得起别人的白眼和轻蔑……

　　因为，人在生命充盈着饱满外溢的活力的情况之下都经不起的事，在生命的另外时期就更难经得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