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学约瑟夫·达乌朗在路上走，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向我们讨钱。同学给了他五法郎银币。

　　我很奇怪，于是，他向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这个可怜人让我想起一件事，这么多年，我从没忘记过。我现在就告诉您。

　　我家本来住在勒阿弗尔，不算富裕。我有两个姐姐，家里只有父亲工作，每天很晚回家，没有多少收入。

　　母亲因为生活拮据常用尖酸刻薄的话数落父亲。可怜的父亲听到这些话就会张开手掌抚在额头上，好像要擦并不存在的汗珠，而且他从不反驳。我能体会他无能为力的痛苦。我们从不接受别人请吃饭，为的是不必回请。买日用品常常是打折的，或者是积压的库存。姐姐们的裙子都是自己缝的，为了省钱，常在用料上斟酌好久。我们常吃浓汤和牛肉，据说又营养又卫生，不过我情愿吃点别的东西。

　　我要是丢了纽扣或撕破了裤子，一定会被他们训斥。

　　不过每逢星期日，我们都会穿戴整齐到防波堤上散步。这时，父亲穿着礼服，戴上礼帽，套上手套，让母亲挽着胳膊。母亲穿戴得花花绿绿，像是节日挂满各种旗子的海船。姐姐们总是最先打扮好，等候出发的信号。不过，最后一刻，总有人在父亲的礼服上发现一处污迹。于是，我们赶忙用浸着汽油的破布把它擦掉。

　　父亲脱下礼服，露出两只穿着衬衣的胳膊，等我们帮他把污迹擦干净。这时候，母亲总会戴上近视眼镜，脱下手套以免弄脏。稍后，我们心情舒畅地上路了。姐姐们挽着胳膊在前面走。她们都到了结婚的年龄，父母愿意她们在城里多走动。我靠在母亲的左边，她的右边由父亲护卫。

　　现在，我还记得可怜的父母在散步时的神情，严肃庄重，不苟言笑。他们挺起腰，伸直腿，大步地走，好像他们的行为关系一桩极其重要的事。

　　每逢星期日，看见那些从远方回来的轮船，父亲总说同一句话：“唉！如果于勒就在那船上，该多么令人兴奋啊！”于勒叔叔是父亲的兄弟，是家里唯一的希望。

　　我童年起就听大家不断提起他，我对他已经很熟悉了，大概一见面就能认出他。他动身去美洲前的事我都知道，虽然大家谈起他那些经历总是压低声音。

　　他当初品行不端，曾经挥霍家里的钱。在富人家，一个人**作乐无非被叫成花花公子。在贫困的家庭里，若是一个孩子逼父母动家底，那就是坏蛋，是流氓！即便看起来行为类似，这样区分还是正确的，只有结果才能判断行为的对错。

　　于勒叔叔吃光自己那份遗产后，还把属于我父亲的挥霍了。家人按照惯例，送他上了一艘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商船，到美洲去了。

　　于勒叔叔在那里做了不知什么生意，不久就写信说自己赚了点钱，希望能够补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给家里带来了希望。于勒，从前一无是处，现在变成了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心的人。

　　一个船长曾经告诉我们，于勒叔叔租了一家大店铺，经营着大买卖。

　　两年后，我们收到了他第二封信。信中说：

　　亲爱的菲利普，我写信给你免得你惦记我，我身体很好，生意也不错。明天，我将起程去南美洲做一次长期旅行，也许几年没有消息。如果我没写信给你们，请不必牵挂。一旦我发了财，一定立刻回来。希望不久就可以见面，将来我们可以一起过舒舒服服的生活……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的《福音书》。大家不时读着，并拿给所有认识的人看。

　　十年中，于勒叔叔真的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但是时间越久，我父亲的希望越大。母亲也时常说：“心地善良的于勒回来之后，我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真是一个能干的人！”

　　每逢星期日，看着轮船向天空吐出蛇一样的煤烟出现在水平线上，我父亲就重述着他那永不改变的话：

　　“哦！如果我的弟弟于勒就在上面，该多么令人兴奋啊！”

　　大家都指望看见他扬起手帕喊着：“喂！菲利普。”

　　叔叔回国的事我们坚信无疑，甚至盘算过无数的计划，甚至打算用叔叔的钱去买一所乡村别墅。我不确定父亲商量过这件事。

　　大姐当时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还没有结婚，全家人都为此发愁。

　　终于，有人给二姐介绍了一个机关职员，虽然不富，但是为人正派。我一直认为他下决心向二姐求婚，是因为某晚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

　　父母毫不犹豫答应了，并决定婚礼之后，全家到哲西岛旅行。

　　对穷人来说，哲西岛是个不错的游玩地点。小岛属于英国，只要乘船渡过海峡，就到了国外。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小时，就能出国旅游，研究一下英国国旗覆盖的岛上的风俗。即使据说那儿的风俗十分不好。到哲西岛旅行，成了我们一家的梦想。

　　终于，我们起程了。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轮船在码头边鸣响了汽笛，父亲慌忙张罗着我们那三件行李上船；母亲挽着未婚姐姐的胳膊。自从二姐出嫁后，大姐就孤单得如同唯一一只留在窝里的鸡雏。那对新婚夫妇跟在我们后边，弄得我时常回头看。

　　我们终于都上船了。船离开堤岸，在一片平坦得像翠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行驶。海岸向后退去，我们像不常旅行的人一样，十分开心。

　　父亲穿着那件细心擦干净污迹的礼服，挺着大肚子。他的四周，散发着出门的日子必然能闻见的汽油味。

　　突然，他看见两位先生正请两位时髦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用小刀撬开牡蛎壳交给两位先生，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吃法优雅，用一块精美的手帕托起牡蛎，嘴向前伸免得弄脏裙子。随后，她们迅速喝下汁水，把壳扔到海里。父亲被她们气派、文雅的动作吸引了。于是他走到母亲和姐姐身边，问：

　　“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母亲怕花钱，迟疑起来，但是姐姐们立刻同意了。母亲不快地说：

　　“我怕消化不好，你请孩子们吃吧。可别多吃，吃多会生病的。”

　　随后，她又转过来对着我说：

　　“至于约瑟夫，他不用吃了，别把小孩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心里觉得区别对待很不公平。我注视着父亲，他郑重地引着两个女儿和女婿走向那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

　　那两位太太刚刚走开。于是，父亲指点姐姐们应当怎样吃不会让汁水洒出来。他拿起一个牡蛎模仿那两位太太，汁水一下子就溅到礼服上了。

　　接着，我听见母亲嘟囔：

　　“哎呀，老老实实待着多好！”

　　突然，父亲好像不安起来，他走开几步，盯着围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后来，他向我们走来。我看见他脸色苍白，眼神也不寻常。他低声对我母亲说：“奇怪，那个卖牡蛎的看起来真像于勒。”

　　母亲有点呆住，问：“哪个于勒？”

　　父亲说：“就是……我的弟弟啊……如果不知道他在美洲，我真以为那就是他。”

　　母亲有些慌张了，结巴着说：“你傻了吗？既然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还说傻话？”

　　但是我父亲还是不安，他说：“你去看看吧，亲爱的，你亲眼去证明一下。”

　　于是，母亲站起来去找两个女儿。我开始观察那个老水手。他又老又脏，满脸都是皱纹，眼睛一直盯着手里的活。

　　母亲回来了，我看见她正在发抖。她快速地说：“我相信是他。你去向船长问问吧。一定要慎重，免得这坏蛋再来祸害我们！”

　　父亲去找船长，我跟在他身后，异常激动。

　　船长是一个瘦瘦的高个儿，留着长胡子，正气定神闲地在甲板上散步，仿佛自己指挥着的是开往印度的邮船。

　　父亲客气地、带着恭维向他询问出海的事：哲西岛出产什么？人口有多少？有什么风俗？土壤有什么特点等。后来，谈到了我们乘坐的这艘船，又谈到了船上的人员。终于，父亲用一种不安的声音问：“先生，船上有个卖牡蛎的，好像很有趣。您知道关于他的事吗？”

　　船长对这番谈话已经不耐烦了，他冷冷地回答：“他是我去年从美洲带回来的，一个法国老流浪汉。他说还有亲属住在勒阿弗尔，不过他欠了他们一些钱，不好意思回去找他们。他叫于勒，可能姓达尔旺，总之是和这差不多的姓。听说从前他在国外发过财，现在却到了这个地步。”

　　父亲变得面无血色了，哑着嗓子说：“啊！啊！是这样……我没什么奇怪的……非常感谢您，船长。”

　　说完，父亲就走了，船长莫名其妙地看着父亲的背影。

　　父亲回到母亲身边，脸色十分难看。母亲对他说：“快坐下吧，别让大家看出来。”

　　父亲一下子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没错，是他，确实是他。”

　　随后他问：“现在我们怎么办？”

　　母亲马上回答：“应当让孩子们走开。约瑟夫什么都知道了，就让他去叫他们回来吧。记住，一定不要让女婿起疑心。”

　　父亲像是受了很大的刺激，低声说：“要大祸临头了！”

　　母亲突然发火了，对父亲说：“我早就知道那浑蛋做不了什么好事，迟早会回来拖累我们！一个笨蛋，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呢……”

　　父亲用手心抚着额头，像以前受到母亲责备时一样。

　　母亲又说：“把钱给约瑟夫，叫他去付清吃牡蛎的钱。万一被他认出来，这船上就有好戏看了。我们到另一头去，千万别让那个人靠近我们！”

　　给了我五法郎后，她站起来走开了。

　　姐姐们正在等父亲回来。我说母亲有点晕船，然后问卖牡蛎的：“先生，应当付您多少钱？”

　　我真想说：“我的叔叔。”

　　他回答：“两个半法郎。”

　　我把五法郎给他，他把找零递给我。

　　他的脏手布满皱纹，衰老的脸上带着愁苦。我心里对自己说：“这是父亲的弟弟，我的叔叔。”

　　我给他半法郎做小费。他赶紧向我道谢：“上帝保佑你，我的少爷！”

　　声调是穷人接到施舍时的声调。我想，他在国外一定讨过饭。

　　此时，姐姐们诧异地望着我，为我的慷慨感到吃惊。我把两个法郎还给父亲，母亲又吃惊了，她问：“吃了三个法郎？不可能。”

　　我用坚决的口气说：“我给了他半法郎小费。”

　　母亲盯着我说：“你疯了吗？拿那么多钱给那个人，给那个老叫花子……”

　　父亲望着女婿使了个眼色，她才停下来。

　　随后，大家都不出声了。

　　放眼望去，天边一个紫色的小点正从海里冒出来，那就是哲西岛了。

　　船快要靠岸时，我心里忽然有了个强烈的想法，我想再看一眼我的于勒叔叔。想对他说几句温暖的话。但是，我找不到他，已经没人要吃牡蛎了，他应该回到肮脏的底舱去了。

　　回家时我们换了另一条轮船，为了避免和他相遇。母亲满腹心事十分发愁。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父亲的弟弟于勒！

　　我那么慷慨地对待一个流浪汉，原因就在这里。

　　床边协定

　　壁炉里的火焰熊熊燃着。日式桌上摆着两只茶杯，茶壶冒着热气，放在糖罐旁边，糖罐边上是朗姆酒。

　　舍路尔公爵把帽子、手套和皮衣扔到椅子上，公爵夫人脱掉舞会上穿的衣裳，对着镜子稍微理了一下头发。她一边用纤指的指尖轻轻拍着鬓边的鬈发，一边对镜子中的自己微笑。然后，她转身看着她的丈夫。他已经看了她一会儿，好像有什么心事，有点迟疑。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今天晚上有人向您大献殷勤吧。”

　　她回瞅着他，眼睛里跳动着志得意满的光芒，回答：“但愿如此。”

　　她坐到座位上。他坐在对面，掰开一个小面包，接着说：“对我来说……那真有些可笑呢。”

　　她问道：“您打算责骂我吗？”

　　“不，亲爱的，我在说沛文先生在您身边的举止实在失礼，要是……要是我有权利……我会生气的。”

　　“我亲爱的朋友，请坦率一些。您今天的想法和去年不一样了，就那么简单。我知道您有了一个爱您的**后，根本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在追求我。”

　　“我对您说过我的悲伤，就像您今天晚上一样。我对您说过，我的朋友，您让赛尔维拉夫人名誉受损，让我痛心，把我变成了众人的笑柄。您怎么回答的？啊！您让我明白，我是自由的。在聪明人之间，婚姻只是一种利益的结合，一种社会联系，而不是感情上的关系。”

　　“这都是真的，没错吧？您曾让我知道您的**比我强无数倍，她更有女性魅力。您说过：‘更有女性气质！’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我还是听得懂。”

　　“我们协商继续一起生活，但是各不相干。我们有个孩子，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您使我看穿您最在乎的只是面子。我如果愿意，可以找一个**，只要这种关系是秘密的。我记得，您曾大段论说女人的处世之道，她们维系礼仪的方法等，而且讲得很好。”

　　“朋友，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您那时深爱赛尔维拉夫人，而我作为合法妻子，我正当的爱却成为您的负担。后来我们分开生活。我们一块儿去社交场，然后各回各的房间。”

　　“但是，这一两个月以来，您表现得像一个吃醋的男人，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是吃醋，只是担心您损害自己的名誉。您年轻、活泼、敢于冒险……”

　　“对不起，说到冒险，我希望我们能相互比较一下。”

　　“请不要当作玩笑。我是作为朋友对您说话。您方才所说的，实在过于夸张了。”

　　“完全没有。您对我承认了您和其他女人的关系，这就等于给了我权利做同样的事。但是我没有做……”

　　“对不起……”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让我说下去。我没有**，过去没有……直到现在。我在等待……我……我没有找到。这人应当是……比您更好的。我在恭维您，看来您并没有意识到。”

　　“亲爱的，这些玩笑太不合时宜了。”

　　“我没有玩笑。您对我说过18世纪，您的话让我听出您有摄政时代[摄政时代：1715—172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年幼，奥尔良公爵摄政。这段时期以宫廷和上流社会风俗败坏而著名。

　　]的风尚。一旦我与别人发生了关系，我就不是今天这样了，我会给您好看的，请您听清楚，您甚至不会觉察到……就像别人一样戴了绿帽子。”

　　“啊！您怎么能说出这种不堪入耳的话呢？”

　　“不堪入耳？在听到波尔夫人说赛尔维拉先生像一个在头上找绿帽子的丈夫时，您却笑得发了疯。”

　　“在波尔太太嘴里显得好笑的话，到了您嘴里就有失体统了。”

　　“不是这样的。绿帽子涉及赛尔维拉先生时您感到有趣，用在您身上时，您就难以接受了。而且，我不一定要用这个词。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看您是否成熟了。”

　　“成熟……指什么？”

　　“当然指戴绿帽子这件事。如果一个人听到这句话被激怒了，那是因为他……快了。两个月以后，如果我说起戴绿帽子的丈夫，您会最先笑起来。是的……一个人戴了绿帽子，反而感觉不到了。”

　　“您今天晚上太没礼貌了。我从没见过您这样。”

　　“啊！我真的变了……开始变坏了。这一切都是拜您所赐。”

　　“亲爱的，我们应该好好谈谈。我恳求您不要再像今晚这样，让沛文先生那样无理地骚扰您。”

　　“您妒嫉了。我说得没错。”

　　“不，不是。我只是希望不要成为别人的笑柄。如果我再看见那位先生和您靠得很近，在您的胸口说话……”

　　“他在找一个喇叭筒。”

　　“我……我会拉他的耳朵。”

　　“莫非您爱上我了？”

　　“即使没您漂亮的女人，男人也会爱的。”

　　“原来如此。可是我已经不爱您了。”

　　公爵站起来，绕过小桌子，经过妻子后背时，在她的脖子上深深吻了一下。她一下子站起来，向他的眼睛深处望去：

　　“别再开这样的玩笑了，我们已经结束了。”

　　“瞧，您别生气。最近，我发现您充满了魅力。”

　　“这么说……我终于赢了。您也……您发现我……成熟了。”

　　“我发现您很迷人，亲爱的，您的胳膊、脸蛋、双肩……”

　　“是的，沛文先生也很喜欢……”

　　“您真残忍。但是……我从不知道哪个女人比您更迷人。”

　　“您肚子空了？”

　　“什么？”

　　“我说，您的肚子已经空了。”

　　“为什么这么说？”

　　“当一个人饿了，他不会注意吃的到底是什么，我就是一盘菜……一直被忽视了，而今天您饥饿难耐，不会反对吃上几口。”

　　“噢！玛格丽特，您怎么学会这样说话？”

　　“是您教会我的！自从您和赛尔维拉太太断了以后，据我所知您有过四个**，都是一些**货，**货中的能手。如果不是肚子空了，您让我怎么解释您今晚的**呢？”

　　“我知道错了。我恢复了对您的热爱。真的十分强烈。”

　　“哦！那么您想和我重新开始？”

　　“是的，夫人。”

　　“在今天晚上？”

　　“是的！玛格丽特！”

　　“好。我又让您不高兴了。亲爱的，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对吧？我是您的妻子，但是我是个自由的妻子。我打算跟别人订立新契约，您却希望得到我的优惠照顾。如果价钱合适，我可以满足您……”

　　“我不明白。”

　　“我来给您解释。我是不是和您认识的那些**一样？请您坦白说。”

　　“不，您要比她们好一千倍。”

　　“比最好的还要好吗？”

　　“是的，好一千倍。”

　　“好吧，您最好的那个三个月里花了多少？”

　　“我不明白。”

　　“我说，您最动人的**在三个月里一共花了您多少钱？包括金钱、首饰、晚餐、看戏等，一共多少？”

　　“我怎么知道，我……”

　　“您应当知道。一个平均值，节俭的每月也要五千法郎，是吧？”

　　“是的……差不多吧。”

　　“好吧。我的朋友，立刻给我五千法郎，我在一个月里归你所有，从今晚算起。”

　　“哦，您一定是疯了？”

　　“您真的这么看？哦，好吧，晚安。”

　　公爵夫人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一阵淡淡的芬芳随着公爵夫人划过空气，渗透帷幔。公爵出现在门口。他说：“这很好闻。”

　　“是吗？不过我用的一直都是西班牙皮香。”

　　“真的不同一般……很好闻。”

　　“也许，但是您，请尽快离开，我要睡了。”

　　“玛格丽特！”

　　“请您走开！”

　　公爵干脆走进来，坐在一张扶手椅上。

　　公爵夫人叹了口气说：“噢！好吧，这对您只会更坏。”

　　她慢慢脱去舞会穿的衣服，露出白皙的胳膊。她抬起手在镜子前解开发饰。黑色紧身衣的边缘露出一抹粉色。

　　公爵看了，站起来，朝她走过去。

　　公爵夫人说：“请别靠近我，否则我真的会生气……”

　　他一把抓住她，设法吻上她的嘴唇。但是，她很快地一弯身，从梳妆台上抓了一杯芬芳的漱口水向她丈夫的脸泼过去。

　　他站起来，脸上直淌水。他生气了，厉声道：“太不像话了。”

　　“也许吧……您知道我的条件：五千法郎。”

　　“太荒谬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丈夫要付钱和自己的妻子睡觉！”

　　“啊……您用了多么可耻的字眼！”

　　“可能是吧。我再说一遍，付钱给自己的合法妻子，太荒谬了！”

　　“但是，家里有合法的妻子，却去外边付钱找**，那不是更愚蠢吗？”

　　“好吧，但是我不愿意成为笑柄！”

　　公爵夫人坐在一张长椅上，慢慢地将腿上的袜子翻转着脱下。粉红色的腿从淡紫色的丝袜里露出来，娇小可爱的脚踏在地毯上。

　　公爵又略凑近一点，温柔地问道：“你那个想法多奇怪。”

　　“什么想法？”

　　“向我要五千法郎。”

　　“很简单，现在我们彼此是外人，不是吗？您想要我，但是您不能娶我，因为我们结过婚。于是您来买我，可能比买别人便宜一些。而且，您想想，这钱不是交到了外人的手里，它仍然留在您家里。对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付钱给他的合法妻子难道不是更有趣吗？非法爱情大家都喜欢，因为它贵。您给了我们合法的爱情一种新的价值，一种刺激的味道，一种**的味道。难道不好吗？”

　　她站起来，几乎光着身子往盥洗室走去。

　　“先生，现在请您走开，否则我打铃叫女佣了。”

　　公爵心情矛盾地站起来。不高兴地看着她，突然将皮夹子扔给她。

　　“瞧，淘气鬼，这是六千……可是你知道吗？”

　　公爵夫人拾起了他的钱，数了数，然后懒洋洋地说道：

　　“知道什么？”

　　“我说，别养成习惯。”

　　她听了，一边大笑一边朝她的丈夫走过去：

　　“每月五千，先生，不然我就把您送回您的**那儿去，当然……如果您认为满意……请您一定加价。”

　　保护人

　　那昂·马蒂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这样的好运。

　　他是外省一个法庭执达员的儿子，在巴黎学法律。他在啤酒馆里结识了大杯喝酒、高谈政治的大学生，与他们成了朋友。他欣赏他们，跟着他们从这家咖啡馆到另一家啤酒馆。他有钱了，还会替他们付款。

　　后来，他成了律师，接过一些案件，但都败诉了。某天早上，他看报时得知，一位老同学刚当选了议员。

　　他又成了旧同学的忠实走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议会里发生了政潮，这个议员居然做了部长。半年以后，那昂·马蒂就做了行政法院参事。

　　开始，他有些得意忘形，希望别人一见到他就能猜出他的地位，为了显摆总到街上闲逛。他到商店里买东西，到报亭买张报，或在街上叫一辆马车，都会借机插一句：

　　“我们做行政法院参事的……”

　　随后，他自恋般地臆想别人需要他，他要去保护别人。他把这看作威望的表现，是职业需要。对任何人、任何事，他都无私帮助。

　　在街上遇到熟人，就主动走过去寒暄。不等对方说话，就高声说：“我现在做了行政法院参事，很愿意给您帮忙。如果用得到我，千万别客气，尽管告诉我。”

　　于是，他就和遇到的朋友走进咖啡馆借些笔墨纸张。他说：“一张就行，我写介绍信用的，谢谢！”

　　他每天要写十封到五十封不等，在巴黎闹市区的各大咖啡馆都写过。他写给很多共和国的官吏，上至部长下到治安法官。他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一天早上，他准备去行政法院，忽然开始下雨，他想叫辆马车，犹豫一下却没有叫，冒雨走在街上。

　　雨越下越大，漫到人行道上。马蒂先生只好到一所房子门口躲雨。那儿已经躲着一个白头发的老神父。他以前不喜欢神父。自从一个神父向他恭敬地请教以后，他开始尊重他们。雨越下越大，他们不得不躲到门房里。马蒂先生想炫耀自己，他说：“真是个恶劣的天气。”

　　神父欠一欠身子回答：“是的，先生，对一个只在巴黎住几天的人来说，真不妙。”

　　“您是从外省来的吗？”

　　“是的，先生。”

　　“在巴黎住几天却遇到下雨，的确令人讨厌。对于我们常年住这儿的人，却没什么。”

　　神父不再答话。他看着街道。忽然，像女人撩起裙子跨过水沟那样，撩起了道袍跑进雨里。

　　马蒂先生看他要走，大喊：“您会淋湿的，等雨停了再走吧。”

　　那人停住脚步说：“我很忙。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马蒂先生仿佛替他担心：“但是雨太大了。您要去哪儿呢？”

　　神父有些犹豫，随后说：“我到王宫附近。”

　　“既然这样，神父，假如您愿意，我这儿有把伞，我们一起走吧。我是行政法院的参事。”

　　神父抬起头看着他说：“谢谢您，我很愿意。”

　　于是，马蒂先生挽着他的胳膊，两人一起走了。他一路关照他：

　　“小心，这里有水。哦，注意马车的轮子，它会溅您一身泥浆。也要留意别人的伞，那伞骨子是世上最危险的东西。尤其是女人让人受不了，她们总把伞骨子对你戳过来。简直能说这座城市就是她们的，她们在街面和人行道任意妄为。依我看，真是没有教养。”

　　说完，马蒂先生大笑起来。

　　神父没有说话。他身子向前略弯着，仔细挑下脚的地方，以防弄脏衣服和鞋子。

　　接着，马蒂先生又说：“您到巴黎来一定是散心的。”

　　对方回答：“不，我来办事。”

　　“哦！有那么重要吗？我能帮上您的忙吗？如果可以，我很愿意。”

　　神父听了，慢吞吞地说：“唉！是一件私事。跟……主教有点小误会。您不会感兴趣的，是教会内部的事。”

　　马蒂先生一听急了：“这事正归行政法院管。既然如此，请您吩咐我吧。”

　　“是的，先生，我正要到行政法院去。真巧，我要去见坎贝尔先生和沙里先生。”

　　听到此话，马蒂先生不走了。

　　“太巧了，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非常亲切。我这就写信告诉他们，说明您的情况。”

　　神父向他道了谢，说了无数感谢的话。

　　马蒂先生高兴极了：“啊！您真是遇到了绝好的机会。有了我，您的事会办得非常顺利。”

　　他们一同到行政法院。马蒂先生把神父引到自己的办公室，请他坐在火炉前。然后坐下开始写：“请允许我以最诚挚的情感，向您介绍一位尊贵的神父……”

　　他停下笔问：“请问，您贵姓？”

　　“赛舍尔。”

　　马蒂先生继续写道：“赛舍尔先生，今有小事劳烦，我幸得此便，向您……”

　　最后，他加上几句客气话算结束语。

　　他一连写了几封信，交给神父。对方说了无数感激话走了。

　　马蒂先生把公事办完，回到家里。夜里，他睡得很香甜。第二天，他愉快地起床，看报。

　　打开的第一份是激进派的日报，他读到：

　　我们的教士和我们的官吏：

　　教士们实在罪行累累。有个叫赛舍尔的神父，被揭发反对现政府，被控告做过种种令人不齿的事。有人怀疑他是旧耶稣会教士伪装的。由于不便公开的原因被主教解职了，召到巴黎解释他的行为。谁知赛舍尔找到一个姓马蒂的行政法院参事做他的热心辩护者，这位参事为这个身着道袍的罪犯写了好些介绍信，送给共和国的官吏们。

　　现在，我们特地指出这个人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深望内阁注意……

　　马蒂先生跳起来，穿好衣服，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同事家里，对他说：“唉！快把那个傻瓜的介绍信给我，我真是疯了。”

　　接着，马蒂先生更加慌张，紧张地说：

　　“事情不是那样的……当时我上当了……那家伙很像正派人……他用卑鄙的手段骗了我。我恳求您，一定要严厉惩处他。我这就写封信。如果要惩罚他，应当给谁写信，请您快告诉我吧。我要去找巴黎的总检察长和主教，是的，我一定要去找主教……”

　　于是，他匆匆坐到同事的书桌前，开始写信：

　　“主教阁下：我最近被一个叫赛舍尔的神父的阴谋和谎言所骗，深受其害，特此向您声明……”接着，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封信的时候，他回过头对同事高声说道：

　　“我的朋友，您都看见了，这的确是一个教训。以后，再也不要替任何人写介绍信了！”

　　勋章到手了

　　有些人天身就有某种爱好，刚学会说话、刚开始思考的时候，就产生了。

　　撒克勒从小就有一个理想：他要获得勋章。稍大一点，像其他孩子戴军帽一样，他挂着锌质的荣誉勋章。每次上街，他都得意地挺起挂着红缎带和金属勋章的小胸脯。

　　他成绩不好，中学毕业的业士学位考试没过。他不知道该干什么。后来，因为家里有钱，他娶了个漂亮姑娘。

　　他们像所有富裕的中产阶级一样住在巴黎，和同阶层的人来往。他们结识了一位可能当上部长的议员和两位师长，感到很得意。

　　撒克勒儿时的理想没有改变。他一直因为没有权利在礼服上佩一条彩色的勋章丝带而痛苦。

　　在街上遇到那些得了勋章的人，常常感觉像受到了侮辱。他带着嫉妒的眼神盯着他们。悠闲的下午，他无所事事，就开始数那些过往的人，心里说：“从马德来因教堂到德罗特街，我会遇见多少佩戴勋章的人呢？”

　　他慢慢地走，敏锐的眼睛隔很远就能辨认出那个小红点。散步结束的时候，他吃惊地说：“八个军官级，十七个骑士级。竟然那么多！这样滥发勋章太糊涂了！”

　　他开始往回走，行人很多，他担心目光被遮挡，数错数。

　　他知道他们的集中区域，旧王宫附近随处可见。歌剧院大街没有和平街多，林荫大道右边比左边多。

　　那些人也在几个特定的咖啡馆和戏院出入。每次，撒克勒看见很多白发先生站在人行道当中时，就自言自语：“他们获得了军官级荣誉！”他几乎要向他们敬礼。

　　他注意到，军官的气质和骑士不同，让人觉得他们更庄严，有威望。

　　偶尔，撒克勒也会突然生气，诅咒那些拥有勋章的人。对他们怀有社会党人才有的憎恨。

　　他像饥饿的穷人看到大饭店里的食物，看到那么多勋章，他气坏了，回到家就高声嚷道：“究竟哪天才能摆脱这污浊的政府？”

　　妻子吃了一惊，问他：“你今天怎么了？”

　　他回答：“我对各种不公正的事感到气氛。哦！巴黎公社党人可真有道理！”

　　晚饭后他又上街考察那些制造勋章的店铺。他仔细看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勋章，恨不得全弄到手。他真想在一个满是贵宾的大礼堂里，在一片赞美声中，在一阵敬佩的目光中，挺着胸脯，衣服上挂着无数闪耀的勋章，神气地走过去，那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他一个勋章也没有！他想着：“没有公职的人想搞一个勋章真难。我能不能为自己弄一个文化教育的勋章呢？”

　　但是他不知怎么办好。他对妻子提起这事。

　　她说：“文化教育勋章？你做过什么，可以得到它？”

　　他听了又好笑又生气：“你真笨。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我正在想该做什么。”

　　她微笑着说：“你说得没错，但我不知道。”

　　他有了一个想法：“如果你和那位议员谈谈，他也许会给我一个机会。你知道我不方便和他直接谈，太敏感了。如果是你开口，那就不一样了。”

　　妻子照他的要求做了，议员答应和部长谈谈。于是，撒克勒不断催促他。最后，议员让他先书面申请，并列举自己的资历。

　　资历？这可不好办。他连业士学位都没有。

　　但是，他开始认真准备编一本小书，叫《人民受教育的权利》。由于知识不足，没有成功。

　　他找了些简单的主题，比如《儿童的直观教育》。他主张在贫民区为儿童设立一些免费剧场。从小父母就可以带他们去，利用幻灯传授一些基础知识。那才是真正的学习。感官是获得知识的开端，图像可以印在记忆里，这样教孩子们世界史、地理、自然科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

　　他出版了这篇文章，每个议员送一本，每个部长送十本，总统送五十本，巴黎的报馆每家送十本，外省的报馆每家送五本。

　　后来，他又研究“街头图书馆”，主张国家添置许多卖橘子的那种小车，装上书在街上推广。每个居民交一个苏的租金，每个月可以租阅十本书。

　　他指出：“人民只有**作乐时才肯行动。他们不肯自愿接受教育，就应当让教育去找他们……”

　　这些论文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递交了申请书。答复说，申请已经记录，并在研究了。但是等了很久一点回应都没有。

　　他决定亲自出马，要求见教育部长。接见他的是一位举止庄重、年轻、有权力的秘书。秘书按着一组白色按钮，像弹钢琴似的，召唤收发、勤杂人员、科员进进出出。他对撒克勒先生说，他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劝他继续这种有意义的工作。

　　于是，撒克勒先生又开始写作了。

　　现在，那位议员先生很关注他，常常给他精明且实用的意见。这期间，议员获得了勋章，谁都不知道他怎么得到的。

　　议员指导撒克勒进行新研究，介绍他参加研究学会，那里为了得到荣誉，研究各种深奥的科学问题。议员甚至在部里推荐他。

　　议员邀请撒克勒到家中吃午饭—几个月来，他常到他家吃饭。议员握着他的手说：“我为您弄到一个好差事，历史著作委员会委托您到法国各地图书馆收集资料。”

　　撒克勒激动得连吃饭的心思都没了。一周后，他出发了。

　　他走遍了法国的大小城市。在满是灰尘的阁楼搜寻资料，招来图书馆员的厌烦。

　　一天晚上，他在鲁昂，忽然想念家中的妻子了。他有一个星期没看见她了。他搭了晚上九点的火车，半夜才到家。

　　他悄悄开门进去，想到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快乐得心都要跳出来了。谁知，她关了卧室的门。于是，他隔着门大喊：“嘿，亲爱的，是我，我回来了！”

　　她好像很吃惊，他听见她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如同呓语一样自言自语。忽然，她跑向梳妆室，开了梳妆室的门立刻又关起来，并且快步地光着脚在房里来回走，室内的玻璃都被震响了。

　　折腾了一阵，她才问：“真的是你吗，我亲爱的？”

　　他答道：“是的，真的是我，快开门吧！”

　　房门打开的时候，妻子向他怀里一倒，喃喃地说：“哦！太可怕了！真没想到！我真高兴！”

　　于是，他同往日一样开始脱衣服，从椅子上拿起那件一向挂在前厅的外套。忽然，他愣住了，外套的纽扣孔上系着一条红缎带。

　　他吃惊地说：“这……这……这外套系了勋章！”

　　但是，妻子突然扑向他，要抢那件外套，她说：“不……是你弄错了……快把它还给我……”

　　但是，他抓住一只外套的袖子就是不肯放手，痴痴地望着，大惊失色地问道：“为什么？你快说！上面挂着荣誉勋章，肯定不是我的！”

　　她疯狂地和他抢夺，惊慌失措地说：“亲爱的，听我说……你听我说……把它还给我……我现在不能告诉你，那是一件秘密……你听我说……”

　　他脸色铁青，说：“我要知道它怎么会在这儿，它不是我的。”

　　这时，她向他大嚷道：“谁说它不是，快给我闭嘴，你听我说……你已经得到勋章了！”

　　他震惊了，手一松放掉了那件外套，倒在一把椅子上。

　　他说：“什么，你说……你是说……我得到勋章了！”

　　“是的……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大秘密！”她回答。

　　她把那件衣服锁到衣柜里，接着面有愧色地走到丈夫面前，说：“是的，它是我给你做的新外套。但是我发誓先不对你说，要等你的任务结束，等你回来的时候才能告诉你。要到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之后才会正式公布。是议员先生替你弄来的……”

　　撒克勒激动得要断气了，张着嘴吃力地说：“我……得到勋章了？他……他使我得到勋章……”

　　他实在挺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喝着凉水。

　　从那件外套口袋里掉出的白色小纸片躺在地上，他把它捡起来。是一张名片，上面印着议员的名字。

　　妻子对他说：“你看清楚了吧！”

　　他高兴得快掉眼泪了！

　　一周后，《政府公报》刊登着：由于特别的功绩，撒克勒先生被授予荣誉勋位骑士级勋章。

　　雨伞

　　沃雷依太太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爱活动，爱干净，脸上略带皱纹，容易生气，当然也是个节俭的女人。每一分钱她都爱，能省就省。女佣很难报虚账得好处，丈夫沃雷依先生也要费脑筋，才能留点零花钱。他们家很富裕，而且没有子女。不过，沃雷依太太看见银元一个个花掉就感觉心被剜了一块似的。每花一笔数量大点的钱，即便是必须要花的，她也总会一两个晚上睡不好。

　　沃雷依不停地对妻子说：“我们有的是钱，你应该阔绰一点啊。”

　　她答道：“谁也不知道将来的事。多留些钱比少留好。”

　　丈夫经常因为她过于节俭而痛苦，甚至伤到自尊心。

　　他是陆军部的主任科员，他工作不过是服从妻子的命令，增加收入。

　　他有一把破旧的雨伞，常被同事嘲笑。他终于被激怒了，逼妻子给他买一把新的。她花八个半法郎，替他买了一把百货商店的样品伞。同事们看到那根本无人问津的东西，又重新开玩笑了，沃雷依先生只好忍着一肚子的气。那把伞很不好使，不到三个月就坏了。部里的人又把这事当成笑料。有人还编成了一首歌，从早到晚，从楼上到楼下，都能听见有人唱着。

　　沃雷依实在忍无可忍，他让妻子买一把值二十法郎的绸子新伞，而且让她开发票证明。

　　她买了一把十八个法郎的，怒气冲冲地交给她的丈夫，说：“这把伞你至少要用五年。”

　　沃雷依扬扬得意，在办公室里终于挽回了面子。

　　晚上回到家，妻子很不放心地瞧着雨伞对他说：

　　“你不应该把橡皮圈箍在外面，会把伞面勒断的。你应该小心使用，我不会三天两头给你买新的。”

　　她把伞的橡皮圈取下来，撑开伞。她吃惊地发现伞上有一个铜子大小的洞，雪茄烟烧的！

　　她急切地说：“这是怎么弄的？”

　　她丈夫头也没回安然答道：“怎么啦？你说什么？”

　　怒气噎住了她的嗓子：“你……你……你把雨伞……烧焦了。”

　　他脸色发青了，回过头问她：“你说什么？”

　　“我说你烧了你的雨伞，你看！”

　　她像要打架似的冲到他眼前，愤怒地把焦痕展示给他。

　　他吞吞吐吐地说：“这……这……这是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我对你发誓，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不知道这把雨伞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她大声说道：“我肯定你在部里一定拿它玩，给他们变戏法，打开给他们看。”

　　他答道：“我只打开一回，让他们看看这把漂亮的伞。就是这样，我发誓。”

　　可是她气得跳起来，狠狠地大闹了一场，对性情温和的男人来说，真比枪林弹雨的战场还可怕。

　　她从颜色不同的旧伞上割了一块绸子补好新伞。第二天，沃雷依拿着修好的雨伞出门了。到了部里，他把它放在柜子里，像对不快的回忆一样不再惦记它了。

　　晚上回到家，妻子便双手接过雨伞展开检查。出现在眼前的伞已经面目全非了，伞上多了无数被烧出的小洞，好像有人把没熄灭的烟灰倒在了上面。她气得噎住了，他看着破伞，被吓傻了。

　　他和妻子对视一眼，低下了头。接着，她把破伞扔到他的脸上，她的声音从愤怒之中恢复过来，大声喊道：

　　“哈！该死的！该死的！你故意的吧！得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再也不能给你买伞了……”

　　一场战争重新开场了。暴风雨呼啸了一个小时，他终于有机会解释一下。他发誓一点也不知道这事，一定是有人恶作剧或报复他。

　　这个时候门铃声解救了他。原来是一个朋友到他们家吃晚饭。

　　沃雷依太太把这事告诉了那个朋友。至于再买新伞，没希望了，她丈夫不可能再有新伞。

　　朋友和她讲道理：“太太，这样一来他的衣服就要遭殃了，衣服比雨伞更值钱啊！”

　　那女人依然怒气未消，她说：

　　“那么他可以用厨娘的伞，我没钱再给他买新绸伞。”

　　听见这话，沃雷依不干了，他说：

　　“那我就不去上班了，我……我绝不会拿着厨娘的伞到部里去。”

　　朋友接着说：“去换一块伞面吧，并不是很贵。”

　　沃雷依太太愤愤不平地说：“换伞面至少要八个法郎。八个加以前十八个，一共是二十六个！花二十六个法郎买一把伞，真是胡闹！”

　　那个朋友是个小市民，忽然提出一个好建议。他说：“让您的保险公司赔偿。只要是在您家里烧坏的，保险公司应赔偿。”

　　听到这个好办法，女人的气消了一半了。她考虑了一分钟，就对丈夫说：“明天，你到部里之前，先去保险公司检验这把雨伞的情况，让他们赔偿。”

　　沃雷依先生站起来说：“你们在说什么，我不去！只是损失十八个法郎，这没什么。”

　　第二天，他拿着手杖出了门。幸好天气晴朗。

　　沃雷依太太独自在家，对那十八个法郎耿耿于怀。她始终惦记着保险赔偿。不过，她实在不愿看到保险公司那些接待人员嘲笑的眼神。她面对陌生人时很怕生，总是不知所措，为一点小事就脸红。

　　但损失十八个法郎就像割她的肉。她想忘记，但损失的痛苦一直折磨着她。怎么办呢？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她受着煎熬。忽然，如同懦夫壮起了胆子，她下定决心：“去了再说！”

　　为了得到赔偿，应该在雨伞上动点手脚，使它损坏得更严重。她从壁炉台上取了根火柴，把伞骨之间的伞面烧了手掌大小的几块。然后仔细地把剩下的绸面卷起，用橡皮圈箍好。她披上围巾，戴上帽子，拿起伞快步下楼，向保险公司所在的利夫力街出发。

　　快到保险公司的时候，她却犹豫了。自己该如何说呢？别人会怎样回答她？

　　她留心房屋门牌号，还有二十八个号。还有时间考虑。她越走越慢了。突然，她抖了一下，到门口了，门上金晃晃的几个字标着“马泰内尔火灾保险公司”。她停了一下，接着在原地来回走着，又发愁又羞愧。她终于暗自对自己说：“我应该进去。早点总比晚点好。”

　　进去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的心怦怦地跳。她来到办公大厅，大厅周围开着许多窗口，每个窗口里都能看见一个人头，身体被隔板挡着。

　　她停住脚步，向一位拿着文件的先生低声问：“对不起，先生，哪个窗口办理烧毁物件的赔偿？”

　　他大声回答：“二楼靠左侧，损失科。”

　　“损失”二字，刺激了她的神经，她想快点离开，宁愿失去那十八个法郎。可是想到这个数目，她的勇气又上来一点。她喘着气，走一步停一步地上楼了。

　　二楼中间有一扇门，她叩了叩。里面有人响亮地喊着：“请进。”

　　她进去了，看见那间大屋子中央有三位先生站着说话，他们佩戴勋章，仪态不凡。

　　其中有一位问她：“太太，您有什么事吗？”

　　她吞吞吐吐地说道：“我来……我来……为的是……火灾的损失。”

　　那位先生恭敬地指着一个位子请她坐下，然后说：“请您坐一会儿，我马上解决。”

　　他回过头和那两位先生继续谈话，他说：“先生们，敝公司相信应付给你们的赔偿不会超过四十万法郎。我们不能接受二位要求我们多付十万。而且估价……”

　　其中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

　　“就这样吧，先生，法院最后会裁决的。我们告辞了。”

　　他们行了几次礼都出去了。

　　她真想和他们一同出去，什么都不要求就此跑掉！可是她不能那样做了。那位先生走到她面前问道：“太太，有什么事吗？”

　　她低声地说道：“我来是为了……为了这个。”

　　那位经理诧异地低下头，看着她举起的那把伞。

　　她用发抖的手打开橡皮圈。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只剩残破面子的雨伞残骸撑开。

　　经理说道：“这东西损坏得很严重啊！”

　　她犹豫了一会儿说：“这东西花掉我二十个法郎。”

　　他睁大了眼睛说道：“真的！要这么多？”

　　“是的，这东西以前很好。现在我想请您检查它的情况。”

　　“很明显，我看得到。可是我不知道它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她以为这公司不肯赔付这种小东西，于是说道：“可是……这把伞被烧了……”

　　经理并不否认：“看到了。”

　　她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了。接着，忽然意识到自己没有说明来意，连忙说道：

　　“我是沃雷依太太，我们在马泰内尔公司保了火险，我是为了要求赔偿损失来的。”

　　她担心他直接拒绝，又添了一句：“我只要求您为我补上一个新伞面。”

　　这可让经理为难了，说道：“可是……太太，我们不是卖伞的，没法承担这类修理。”

　　女人有点希望了，胆子更大，她说：“我只想得到修理的费用。我自己能找人修。”

　　经理有些抱歉地说：“真的，太太，这真不算多。没人向我们要求赔偿这样轻微的损失。例如手帕、手套、扫帚、旧鞋子等每天都可能遭受火灾的小东西，我们是无法赔偿的。”

　　她涨红了脸，怒气冲冲地说：“先生，去年十二月，因为烟囱失火，我们最少损失五百法郎，沃雷依先生没有要求赔偿，今天要求公司赔偿我的雨伞是应该的。”

　　经理看出她在说谎，就带着微笑说：“沃雷依先生损失五百法郎都没要求赔偿，现在却要求赔修理雨伞的五六个法郎，实在太奇怪了。”

　　她镇定地答道：“先生，请您原谅，五百法郎的损失，是沃雷依先生的。这十八个法郎的损失，是我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经理看推脱不掉这女人，并且不想浪费时间，于是用退让的口气说：“请您说说这个损失是怎样造成的。”

　　她觉得胜利就在眼前，便将准备好的话叙述起来：

　　“我家大门旁有个放手棍的铜架。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把这把伞放在架子里。架子上有块板子放着蜡烛和火柴。我伸手取了三四根火柴。拿了一根一划，谁知它断了。再划第二根，燃了却又马上灭了。再划第三根，也是一样。”

　　她说到这里，经理用一句俏皮话打断了她的叙述：“那火柴是政府制造的吗？”

　　她没明白这个意思，继续叙述：

　　“可能吧。第四根终于着了，我点燃蜡烛，接着进房准备睡觉。过了一会儿，我闻到一股东西烧焦的味。我一向是怕火的。真要发生火灾，绝对不会是我的错！特别是遇到那次烟囱失火后，我一直很小心。因此我马上起床走到外面，像猎犬一样四处寻找，终于发现雨伞烧着了。可能是掉进去了一根火柴。现在您看它被烧成什么样子了……”

　　经理已经决定赔款，问道：“这种损失，您估计要赔多少钱？”

　　她不敢确定，没有说话。最后装大方地说道：“请您叫人修理一下。修好后我来取。”

　　他拒绝了：“不成，太太，我不能这样办。您要求赔多少，告诉我吧。”

　　“先生，可是……这样吧，我把伞拿到一家伞店里，让他们配一个结实的绸伞面，然后我把发票送来，这样好吗？”

　　“很好，太太，就这样说好了。我给您写一张通知出纳科付款的条子，那里有人会赔偿您费用的。”

　　于是他写了一张条子交给沃雷依太太。

　　她连忙伸手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担心经理反悔就匆匆走了。

　　她心情舒畅，要找一家与众不同的伞店。看到了一家华美的店铺，她就走进去，坚定地说：

　　“这是一把要换绸面的雨伞，请您用最好的绸子。我不会在乎价钱的。”